[转帖]《穿越第三极》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4:00

50多年前，一位解放军的指挥员倒在阿里高原；50多年后，一位武警战士又倒在阿里高原。 
他们都是被高原反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目标也如此相同：一个是为了使西藏人民走上幸福道路，另一个是为给西藏人民修一条幸福路。 
在搜集和平解放西藏的资料时，我曾经了解过大量关于李狄三的情况。我军实施“多路向心”进军战略，他就是从新疆进藏部队的负责人。 
当时，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命令二军组建部队。军里决定由副政委左齐负责这一工作。左齐是有名的“独臂将军”，既骁勇善战，又能用仅剩的左手写出俊逸潇洒的毛笔字，很得彭德怀的赏识。左齐查遍了所有关于阿里的资料，头脑里仍是一片空白。国民党留下的军用地图，在阿里30多万平方公里的荒原上，只标有一个叫“噶大克”的城市，没有任何道路和桥梁。而南疆的居民一提起与阿里交界的昆仑山就谈虎色变，说新疆从古至今就没有一个人翻越过昆仑山；据说19世纪曾有一支俄罗斯的探险队，从新疆进入阿里，结果全部冻死在雪山丛中，无一生还。 
1950年7月27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派出1团1连为先遣连，从南疆翻越昆仑山，以便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争取藏族上层，建立据点，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先遣连包括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7个民族的战士，为充实连队领导力量，善于作思想工作的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奉命率先遣连执行任务。新疆军区选派了战斗英雄彭清云担任副连长。 
李狄三的先遣连是沿着古于阗前往喀拉昆仑山和西藏的一条古道进入大山的。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逼近昆仑山脉。天气变得阴冷起来，寒风凛冽刺骨。在一个叫乱海子的地方，鹅毛大雪下了三天三夜，帐篷和人全部被埋在雪中，好不容易才爬出来。李狄三牵着王震给的那匹灰色伊黎马，吃力地奔走在深雪中。雪已经托住了马的肚皮，强烈的雪光犹如银针扎来，闭上的眼皮好象一层透明的薄纸，一戳就破。李狄三的眼睛红肿得如两只熟透的桃子，粘稠的液汁不断从眼窝里淌下来，不知道是血还是泪。他得了严重的高山雪盲症，全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战士都得了雪盲。为了治好雪盲，有人用雪球揉搓双眼，眼圈周围的肉皮搓破了，血乎乎一片，像被野兽撕咬过，惨不忍睹，但作用似乎不大。也有人架起汉阳锅蒸雪水，把头埋在腾腾雾气中，眼球就像掉进辣椒里，火辣辣地，疼得难以忍受。熏过之后，仍然什么也看不见。 
走过一个盆地后，一座如刀削的冰峰立在眼前，中间只有一个窄窄的石缝可以通过。石缝里布满了坚冰，早上，东方刚刚微白，李狄三就组织全体官兵劈冰开路，这里海拔6000多米，躺在地上也会头疼欲裂，更何况要从事重体力劳动。每个人的太阳穴似乎如充满气体，随时会爆炸，所以大家用手帕把头紧紧裹起来。接着呼吸短促，嘴唇发紫，头脑不那么清醒了，还有人拉不出大便。冰道慢慢被打通了，但石缝狭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行走其中，战士们的衣服和皮肉都被刀刃般的石锋割破了，风从这惟一的通道灌进来，又大又急，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更兼脚下有冰，稍不小心就要滑向石尖。李狄三在抗日战争时期负过几次伤，体质虚弱，他边走边呕吐不止，一下栽倒在地，年轻的战士乔巴克和周奎棋轮流背着他走出石缝。刚走出石缝，一阵骤起的风暴裹着拳头大的冰雹和石块急袭而来，人连抱脑袋都来不及，先出去的几个人如鹅毛飘下山崖，其余的人被砸得鼻青脸肿。 
从8月1日至15日，李狄三率先遣连横跨昆仑山脉，进入阿里。 
在找到第一批牧民，并和藏兵比武、与西藏地方政府驻阿里的官员协商后，部队进入一个叫扎麻芒保的地方。这是一个居民点，当时有牧民的20多顶帐篷。藏语称这里为“江索郭”，即索草多的地方。索是一种小毛刺，拔起来扎手。草既尖又硬，骡马不爱吃。这里地势险要，便于防守，只是吃水极为不便，要到5里以外背冰块。就在先遣连进驻的那天夜里，扎麻芒保下了一场鹅毛大雪，覆盖了大地。 
天越来越冷，但帐篷已破旧不堪，挡不住高原的严寒。李狄三自己设计了一种“地窝子”，不知是否从原始洞穴中得来的灵感。其基本办法是掘地为屋。走下土台阶，有一条通道，两旁是并排的“房间”，大的用帐篷盖顶，可住10多个人；小的用毛刺盖顶，能住两三个人。他们还在“地窝子”的墙上挖上一些洞，做为放东西的“壁橱”；在地上留出土墩，成了学习的“课桌”。此时，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30多度，大地已冻结了1米多深，他们以火烤地，边烤边挖。工具不够，他们甚至动用了野羊角挖地。战士们最后全部住上了“新房”。在这些房子周围，用土石垒出一圈短墙，既便于警卫，又可以御寒。 
在草原上出现黑颈鹤的时候，李狄三在阿里认识的第一个牧民贵桑来到扎麻芒保，他是来看望先遣连的战士的，身边的马背上，刚猎获的野牦牛还滴着鲜血。他见到了撕心裂肺的一幕：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子牺牲了。 
李狄三和几个连首长抬着已经停止了呼吸的巴利祥子，默默地向驻地边的一片坟地走去。那里，已隆起几十个坟头。李狄三握着巴利祥子的手，那冰凉的手似乎还在传达一种信息，一种对这个世界不愿舍弃的眷恋。和其他牺牲的战士一样，巴利祥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起初像感冒，后来又像疟疾。最初是感到饥肠辘辘，一直吃个不停也不觉得饱；然后是胀饱，几天不吃东西也不觉得饿。最后，从身体的某个部位，手或脚突然肿胀起来，直到全身肿得发亮发硬，皮肤胀破流黄水的时候，人就不行了。使用上所有药物，也不会见效果。据专家事后分析，先遣连的牺牲者死亡前大多周身水肿，饥饿，暴食。这是由于因长期劳累、严重缺氧而发生了高原心脏病，当时没人知道这种病更谈不上治疗。另外，当时缺乏粮食、食盐和蔬菜，造成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引起水肿。 
贵桑来到地窝子。经过一个冬天的烟熏火燎，地窝子黑乎乎的，如古格山上先民们依山而建的洞窟。这些有着菩萨般心肠的红汉人，抛下白发苍苍的父母和依依不舍的妻儿，跑到这荒无人烟的高原，衣衫褴缕，究竟为了什么？本来，贵桑认为，春天来临，红汉人的日子会好过起来，但他听说因大雪封山，每个战士每天只能吃两个馒头或4两炒面，再用清水煮一点兽肉。吸烟的人没烟抽比断粮还难受，他们找来野草叶、毛刺花，或是干牛羊粪，装在羊角刻成的烟斗里抽。一个个战士走向天国，宁静而安详，他们为了什么？佛祖的臣民死后转世，走向另一个世界，所以他们祈祷来生。红汉人不相信来世，又不畏惧死亡，他们心中肯定有一个更为奇妙的世界。 
后来，李狄三全身已开始浮肿。大家通过一条决议：禁止李狄三到室外活动，强迫他休息。有人送来一个布包，热乎乎的，里面包着炒热的食盐，掺杂着揉烂的牛羊粪，据说用它进行热敷能大大减轻疼痛。但李狄三是个闲不住的人，坐在潮湿的地窝子里，他把羊毛搓成绳索，让通讯员拴在各个地窝子之间，爬不动时，他就躺在地窝子里，整理日记，谱写歌曲；身体稍好，就拽着羊毛绳，连滚带爬到各班，去给大家讲故事，去给重伤员用野羊肝切成细丝，做面条，去动员伤情较轻的同志打柴草、晾兽肉，用口袋和麻袋把军装补好，等待大部队到来。 
1951年5月24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后续部队穿过茫茫风雪，来到扎麻芒保。李狄三此刻已进入弥留状态。 
已经有很多个夜晚，大家都估计他撑不到天亮了，早上一看，他仍睁开期待的眼睛。仿佛有一根难以割舍的纤弱的细丝牵扯着，让他不能背弃这个世界而去，他得活着。活在一种恶梦里，在梦中，总有一片大面积的暗色。这黑暗带有重量和质感，密不透风，让人窒息，但每当如巨浪压顶般的黑暗要将他淹没时，李狄三都会看到一团亮光，五角星的光芒，一股无形的力量让他从冥冥之中重返光明。他想家，想远在新疆的部队和首长，想得厉害，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想娘那么想。躺在一张野牛皮上，他听到了后续部队的枪声，他想爬起来，但所有力气好像都从脚心被抽走了。只能静静地躺着，听自己心跳如鼓。他想笑，但泪水止不住的夺眶而出。 
嘴唇喃喃蠕动着，李狄三想说话，没说出来，只是脸上的肌肉动了几下，当安志明告诉他，西藏已和平解放后，他的嘴角一松，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当庆贺会师的欢呼声在地窝子外响起时，李狄三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安志明在李狄三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上，看到他的遗嘱，一个茶缸留给一个班长；皮大衣送给一个战士；而他用了10多年的“金星”牌钢笔，是留给远在河北的儿子五斗的，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惟一遗产。 
我想，李狄三最早走过的地方，是不是新藏公路最早的雏形？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4:00

据说，至今武警八支队还保留着黄帅的床铺。每天，他的战友们都要把那洁白的床单重新铺一下。有一次，点名的时候指导员稍不留神，大声喊道：“黄帅！”没等他回过神来，中队全体官兵齐声回答：“到！”那一刻，大家都明显感觉到：黄帅就站在队伍里，他还活着！ 
黄帅是第二批上阿里的。他1976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1994年12月应征入伍，1999年4月加入中国aaa。2001年底，他主动要求从大连调到新疆，准备进藏。黄帅作为副驾驶员同王庆亚开着一辆满载物资的大卡车，向阿里开进。过阿卡子大坂就是“麻扎”大坂，意思就是“坟墓”，在这里黄帅嘴唇开始发紫，在黑卡孜大坂，王庆亚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脸色发紫，已经无法开车，尽管黄帅的高原反应也十分强烈，但是他毅然从王庆亚手里接过方向盘，继续驾车前进。当天晚上，战友们发现他脸色蜡黄，呼吸困难，就及时向中队领导作了汇报。经过队医几个小时的治疗，黄帅的反应有所减轻。第二早晨，离出车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又出现在停车场上，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起动预热，因为马上要过的是界山大坂。 
有人开玩笑说：就是在这里躺着睡觉，也和在上海的码头上扛麻袋差不多。当地还流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五月把雪下。”那天恰逢大雪，黄帅和其他官兵一样，高原反应再次剧烈，由于积雪太深，整个车队被堵，黄帅忍着疼痛，走到雪里为部队探路。回到车上他已经非常疲惫，突然想起还有一壶没舍得喝的葡萄糖水，他艰难地从座位上取下来，漏得只剩下一点了。他打开盖子，递给师傅王庆亚，王庆亚无力地用手一推，示意黄帅先喝。黄帅坚持让王庆亚先喝，接着他们俩一人一口“喝”起来。但是到最后水也没少多少，就是这点葡萄糖水，一直到黄帅牺牲也没喝完。到现在，王庆亚还保留着那只水壶。 
到红柳滩，医生陈鹏发现黄帅肺部出现病症，政委邹聪要求迅速治疗，输氧，吃药，忙活了半天，病情得到控制。第二天，黄帅又坐进驾驶室。邹聪对他说：“小黄，你必须坐到救护车上！”黄帅说：“政委，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政委命令他下车，就在他走向救护车时，突然打了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并马上呕吐起来。参谋长和卫生队长迅速跑过去要扶他，他却说：“参谋长，我还能走。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去忙吧！” 
在日土县城，黄帅的病情进一步加剧，出现肺水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脸色苍白，咳嗽不停。指挥部和总队领导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指示支队把黄帅和其他两名重伤员送往阿里军分区医院。途中，黄帅表现得十分坚强，吃饭和上厕所都不要别人搀扶，他说：“在这里谁不累！我还能走，不能拖累大家。”被送到阿里后，首长要求全力救治黄帅，连眼睛都睁不开的黄帅却说：“我没事，能挺住！先救其他战友吧……” 
后来，总参谋部决定派直升飞机前来救援。在这一命令下达一个小时后，无情的病魔吞噬掉了黄帅年轻的生命。 
4月30日上午，年仅26岁的黄帅病情突然恶化，由肺水肿转化为脑水肿，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时20分牺牲。守在一旁的张科医生像被雷电击中，忽然晕倒。支队长马海卿和总工程师等抱头痛哭了半个多小时。黄帅死前留下一句话：“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昆仑山上，我要看着大家把这条路修好……” 
黄帅生前的事迹又展现在大家脑海里：1994年从江苏省淮安入伍后，黄帅来到武警交通二总队原九支队，九支队在大连，是一个生活条件极好的沿海开放城市，但是在新兵下连队前，黄帅却坚决要到二总队驻新疆的部队。原来，他的父亲也曾经是一名武警交通部队的老兵，在新疆奋斗过八年。到新疆工作了二年，因为部队收缩，他又被分配回大连。三个多月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派部队上阿里高原执行任务，黄帅坚决要求到阿里，经过他的多次请求，被调入八支队一中队，当了一名汽车驾驶员。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不久被任命为汽车班长。 
黄帅入伍8年，先后5次变换工作岗位，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干出了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他当兵8年，为家庭困难的战友和驻地群众捐款6000多元，为“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捐款2000元，而他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舍不得买。2001年底，他被武警交通指挥部评为优秀班长，在他任班长的两年期间，班里有4人入党入团，1人考上大学，1人荣立三等功。他牺牲后，战友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仅有几件日常生活用品，一块手表，不足千元的存款。 
就在上高原之前，黄帅与相恋多年的女朋友结婚。就在结婚后不久，他就踏上西行的列车…… 
昆仑山脚下，新疆叶城烈士陵园黄帅的墓碑前，他一向刚强的老父亲眼里沁满泪花；而年轻的妻子跪倒在地，撕心裂肺地呼唤着：“你去了哪里啊？”她还有那么多话要对新婚的丈夫说，而如今丈夫再也不能回答她了。狂风，就那么在肃穆的山谷里呜咽……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4:00

新华社曾经发出过这样一条消息：“武警交通部队官兵在藏北阿里高原艰苦奋战18个月，使原来灾害频繁的新藏公路实现全年通车。2003年入冬以来，内地通过这条公路日均向阿里地区运送物资150吨，有力地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2002年5月，武警交通八支队奉命承担新藏线环境最恶劣的界山大坂至萨噶1375公里路段的养护整治任务。部队根据新藏路路况和沿途气候情况制定了施工方案，展开了大规模整治。海拔6700米的界山达坂段是新藏公路海拔最高的路段，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到平原地区的40％，年均气温在零下11度以下。官兵们连续施工3个月，开出路基110公里，彻底改变了这里冬季不通车的历史。经过18个月的大规模施工，八支队官兵对新藏公路6处‘卡脖子’路段进行了彻底整治，铺筑510公里成型路基，圆满完成了新藏线首期整治任务。2003年使用证明，全线已实现全年通车。” 
现在，已经成型的公路越来越长，它越过无数高山大河，紧紧把西藏和新疆连在一起。 
要维持这条公路全年通车特别不容易。新藏公路全长2269公里，除了有132公里三级路外，其他路段都是等级外公路，其中，沙漠路段400多公里，沼泽地段200多公里，冰雪路段350多公里，自然灾害严重地段300多公里。其中由武警交通八支队养护的1375公里路条件最差。这里地质结构过于复杂，冬季冰雪成灾，夏季洪水、泥石流、塌方频繁，部分路段沙害严重。然而，它是阿里地区和沿线驻军物资供应的主要通道，是阿里人民的“生命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就是因为新藏线如此重要，武警交通八支队才付出极大牺牲，保持着它的畅通。官兵们说：“昆仑山再高，阿里再苦，我们也要战胜它！”四中队驻扎在普兰县的霍尔乡，海拔4900米，是部队驻地中最偏僻、生活条件最差的地方，部队刚到的时候，住的是土坯羊圈，喝的是高原湖水。羊圈里散发的腥膻味道很多人不适应，可是第二天又要装卸物资。考虑到刚上高原，支队安排用两天半时间卸完物资，官兵们喘着粗气、拄着拐棍，用一天时间完成了任务。当领导们赶到中队时，看到大家吃的是用高压锅煮的面条，里面加了一点盐，而战士们一个个全身泥土，满脸青紫。 
五中队驻扎在仲巴县城，这里的海拔已经是5100多米，位于雅鲁藏布江的发源地。虽然说是个县城，这里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每年10月，包括县里的领导也回拉萨休假了。五中队进驻后，党支部一方面教育官兵安心戍边，稳定思想，一方面组织部队制砖建房。新建住房的用砖全部是官兵亲手打制的。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施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严峻考验。部队到这里以后，没有一个人脱过棉衣。高原气候十分恶劣，一会儿是刺骨的风雪，一会儿是灼人的烈日，官兵们的脸被吹裂流血后，又被强烈的紫外线烤干结成黑痂，肉皮掉了一层又一层。有的战士边工作，脸上的血水边流淌。大家早晨7点上工，晚上9点下班，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天要打制5000块砖，而一块砖的重量是10公斤。就连素以吃苦耐劳著称的四川民工，也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哭天喊地。他们叫骂着：“不干了，就是给再多的钱也不干了！简直让人活不了！”很多人连工钱也没要就跑了。而官兵们必须坚持下去。 
界山大坂常年积雪，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百分之四十，来往人员从来不敢在此久留。但这里就是部队北起的保通点。一中队担负起该路段路基的形成任务。随先遣组上山的中队长吕国勇，带领33名同志住进羊圈，开始施工。雨雪天，羊圈漏雨，被褥能拧出水来。精良的机械每隔三五个小时就必须重新发动一次，否则会因为缺氧而动弹不得。34名官兵在“生命禁区”连续作战3个多月，终于圆满完成78公里路基的成型任务。期间，大家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顿热乎饭，没有与家人通过一次电话。 
一天傍晚，夕阳西下，冰峰渐渐隐入夜幕中。在筑路工地劳累了一天的官兵们刚要休息，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眼看生活车就要被掀翻。“快保住汽车！”中队长吕国勇一声令下，早已累得浑身无力的官兵扑了过去，趴在地上死死抓住固定汽车的钢索。在这无遮无挡、光秃秃的山巅，暴虐的山风施展着它全部的野性与疯狂，风声似鬼怪在耳旁狞笑，大团的雪块似着了魔法，劈头盖脸朝官兵们身上砸来。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官兵们的双手被钢索勒出了血口。终于，狂风停止了，汽车保住了。 
　部队进驻新藏线1375公里沿线的养护保通点后，支队干部全都深入一线中队带领官兵施工。 
20世纪80年代从地方大学入伍的支队长马海卿，带领技术人员四次穿戈壁、越雪山，在阿里高原上行程2万多公里，收集了10万余字的路况、病害、社情、民情等资料，并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养护保通方案，受到专家的一致肯定。在考察海拔6700米的界山大坂路段时，他因高原反应头疼欲裂，就用背包带死死勒住自己的头部，坚持继续考察。回到驻地后，他头上勒出的一道血痕半个月才褪下去。 
界山大坂是制约新藏线通行能力的“瓶颈”。在严重缺氧、高原反应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官兵们每挖一锨土石都要付出比在内地高几倍的代价。一次，一直战斗在施工现场的中队长吕国勇，眼前突然一黑就栽倒在路沟里。随队医生拿来一瓶葡萄糖水，但他执意不喝，让留着给其他人应急。他喝了几口又苦又涩的高原湖水，吃下两片去痛药，又拿起了铁锨。夜晚休息时，帐篷不够用，党员们没人组织都自发地把被子搬到了卡车上。　　 
　　去年9月，军地100多辆车被雪崩堵在“死人沟”。车队进不得，退不得，四周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险情消息很快传到40多公里外的九中队驻地，50多名官兵火速赶往现场。雪崩倾泻到公路上的积雪，浅处1米多厚，深处 10多米厚。官兵们有的用铁锹挖，有的用铁镐刨，有的用木板推。在海拔5000米的大坂上挖雪开道，铲几下就累得喘不上气。雪灌进毛皮靴里，化成水又结成冰，靴子成了冰砣。 
中队干部意识到，这样大的雪，路短时间内难以疏通，必须做长期打算。他们把人员分成几个梯队，轮流抬冰挖雪，以便节省体力。官兵们2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困得眼皮直打架。在冰大坂上睡觉就意味着死亡，大家只好找来一根长绳子，一个一个地把手绑在上面，谁要睡着了，旁边的人就赶快把他拉醒。两天两夜生与死的搏斗，官兵们终于使100多台军地车辆脱离险境。 
抢险救灾冲在前，扶贫帮困更不落后。八支队进驻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后，积极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先后与驻地孔繁森小学、阿里地区中学结为共建单位，并开展了一系列捐资助学活动，为阿里地区扶贫助教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5000余元。八支队所属各中队利用施工间隙组成医疗小组，翻山越岭，深入藏区，积极开展义务巡诊及医疗咨询活动，为驻地群众送药治病。2002年5月初，三中队刚刚进驻普兰县，听说73岁的藏族老人米玛洛桑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便派军医火速赶去救治。经过10多个小时的紧急抢救，终于使严重心力衰竭的老人转危为安。驻扎在萨嘎县的六中队还组织了义务巡诊小分队，短短3个月时间，出动3 3人次，发放各类药品200多件，救治18名重病患者，赢得群众一片赞誉。 
八支队上阿里高原以来，完成路基成型550多公里，新藏线1375公里的好路率达到近百分之五十，基本实现了全年通车。道路畅通使内地到阿里的货物运费降低了百分之五十，阿里地区的旅游业、经贸在短时间内就有了显著发展。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5:00

第四章青藏线天上的公路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6:00

7个月修出1200公里路 
 
又一次要离开拉萨了。 
我能带走拉萨的阳光、风情、建筑和那种神秘感吗？只有祈求路能把我和拉萨永远联系在一起。 
离开拉萨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西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的办公室主任齐国江等人在拉萨西郊老鱼庄吃鱼。一汪水湾边，有一排木头房子，样式很别致，每个房子里面大约能坐十个人。虽然是大冬天，但是大家吃着香喷喷的鱼，喝着高度白酒，聊得热火朝天。我将从拉萨沿着青藏公路到达青海省格尔木市，这是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如果说川藏公路沿线的文化现象丰富多彩的话，那么，青藏沿线就是比较单一的牧业文明。 
西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青藏公路管理分局的杨全和何华寿专门从格尔木来接我，据他们介绍，青藏公路分两段，青海西宁至格尔木段，翻越日月山、橡皮山、旺尕秀山、脱土山等高山，跨越大水河、香日德河、盖克光河、巴西河、青水河、洪水河等河流，计长782公里。从青海省第二大城市格尔木市出发，翻越四座大山—昆仑山（垭口海拔4700米）、风火山（垭口海拔4800米）、唐古拉山（垭口海拔5150米）和念青唐古拉山；跨过三条大河，通天河、沱沱河和楚玛尔河，全线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其中西藏境内544公里。穿过藏北羌塘草原，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与川藏公路汇合。在西藏人的概念中，青藏公路是狭义的，专门指格尔木到拉萨段，全长1150公里，为国家二级公路干线，路基宽10米，坡度小于百分之七，设计行车速度为60公里/小时。青藏公路是世界上首例在高寒冻土区全部铺设黑色等级路面的公路，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担负着百分之八十五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 
这是我第二次从拉萨走向格尔木，因此心里也非常紧张，不知道自己已经发福的身体能不能经受住高海拔的考验，沿途会不会出现意外情况。按照我的设想，想在沿途走两天，采访一些道班，看看公路的情况。中途可以住在安多。但是青藏公路局的人坚决反对，他们说，最好是一天从拉萨赶到格尔木，中途住在安多会严重缺氧，要带氧气袋。 
聊着天我发现，其实西藏人都有非常浓厚的文学细胞。几个司机的谈话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司机说，川藏公路为什么叫川藏线，因为它细得就像一条线；一个司机说，到洛隆，我一边开车一边出虚汗，吓得头发都竖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司机说，原来的青藏路太颠簸，把人颠得变形了。 
这一晚我彻夜难眠，我想到了青藏公路——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各种神奇故事。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6:00

我第一次踏进西藏，走的就是青藏公路。这几乎决定了我一生命运的轨迹。 
1984年我从大学毕业自愿到西藏工作，和几个同学从济南坐火车几经周折，到了格尔木，再从这里坐汽车进入西藏。那时我们还年轻，有点指点江山的意思，在唐古拉山口堵车，我们就下来吃西瓜，还比赛百米跑，结果没跑出几步就气喘吁吁了。在一个兵站，晚上我住在汽车里负责看守车上的东西，凄厉的狼嚎从远处传来，我心里紧张极了。但是，那时我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缺氧”这个词。 
我们年轻，只知道我来了，我经历过了，那时对青藏线的历史却知道的很少。后来，我曾经几次因为工作关系走青藏线到过那曲地区，也开始对青藏线有所了解。 
可以说青藏公路是被形势逼出来的。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同年底，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不准群众卖粮食给解放军，妄图把解放军饿跑。在拉萨，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为此，中央决定加紧修建康藏公路，同时于1953年5月在兰州成立西藏运输总队，总队由西北局和中共西藏工委双重领导，王宝珊任总队长，慕生忠任政委，张子霖任副总队长，任启明任副政委。他们开始招募民工，购买骆驼。当时全国共有20多万峰骆驼，西藏运输总队就购买了两万六千多峰。运输总队不久就遇到了很大困难，骆驼腿长，习惯在沙漠中吃高草，青藏高原的草又矮又稀，它们啃不上，所以往拉萨运一趟粮食下来，骆驼死的死，乏的乏，损失很大。从西北腹地修一条通往拉萨的路就成为当务之急。 
究竟走什么路线呢？一条是18军独立支队1951年进藏时走的线路，从西宁到香日德，再到黄河源、通天河、唐古拉山、聂荣宗、黑河到拉萨，这一条线路比较近，沿途水草多，但是沼泽也多，不适宜修筑公路。还有一条线路，是从香日德继续向西，一直到格尔木，然后从格尔木折向南行，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黑河，再到拉萨。这条路虽然比较远，但是很干燥，地势也很平坦。这也是现在青藏公路走的路线。 
1953年冬天，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慕生忠去看他，并汇报向西藏运送物资问题。慕生忠说：“我看用骆驼运粮的办法不行，我想赶辆马车去探路，马车能走，我就修公路。”彭德怀说：“你要赶车就赶辆胶轮车，你搞个木轮车，人家会说你是抬过去的！”回到格尔木后，慕生忠就派任启明和王廷杰各带一小拨人分别赶着木轮和胶轮车去探路。 
这是一次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的伟大探险。试想，世界上有哪一条公路是这样开始修建的？ 
侯杰给我介绍说，当年参加探路的人员大都已经不在了，只有慕生忠的翻译李德寿还活着，住在兰州。据李德寿介绍，他是青海省互助县人，藏族名字叫顿珠才旦，是惟一参加探路的藏族战士。探路队总共有30多个人，由任启明全面主管，齐至鲁负责行政事物，李德寿负责翻译兼警卫工作，其余还有20多名赶骆驼的民工。整个探路队有50多峰骆驼，20多头骡子，3匹马，两辆木轮大车和少量武器弹药，并载有几千斤粮食和部分医疗器械。他们于1953年11月中旬从香日德出发，到达格尔木，之后就没有路了。一匹马拉一辆木车按照指挥者的目测勘察前进，马车能过去说明汽车也能过去。一天走10多公里路，最多走20公里，沿途没有村庄，荒无人烟，野狼出没，行迹很难辨认。后来，他们发现沿途有倒毙的骆驼，凡是有死骆驼的地方，天空总有成群的秃鹫和老鸦，给他们指示着前进的方向。 
离开格尔木70公里的昆仑山脚下，有一道深长峡谷，长约1公里，宽10多米，深30多米，深渊底下是湍急的流水，发出的巨大声响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峡谷两岸峭壁上仅有一条盘旋上下的羊肠小道，人畜勉强可以通过，大车则难以通行。驼工中有人会干石匠活，他们炸石修路，经过两天时间闯过第一关。赶着马车继续西行，登上昆仑山口，几天后到达楚尔玛河。这是长江三大源头之一，距离格尔木约230公里，号称是可可西里，几百米宽的河床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沙洲，人和车只能从冰上走过。 
走到可可西里这天下了一场大雪，任启明和李德寿负责押后，与前面的队伍相距几公里，大雪覆盖了车印，两人迷路了。他们走了半天，一点力气也没有，只好趴在地上。气温骤然下降，人被冻得已经说不出话来。李德寿挣扎着去找埋在雪下的干枯红柳枝，借着月光，整整一个多小时，总算抱回来一捆。李德寿身上还有一个装糖的铁盒，把雪装进去融化烧开，尽管一次只能烧一小杯，但是这杯开水救了他们的命。第二天，他们见到兵站的时候，仿佛回到自己的家。其实，所谓的兵站也就是一圈石头垒起来，上面搭个帆布，还没有一个人高，里面只能住五六个人。 
从可可西里到唐古拉山口，是沉睡着的亘古荒原，自西向东，逶迤排列，看上去都不高，但是都在雪线以上。高原的晚上，非常寒冷，最冷时达到零下40多度。把所有东西压在身上，全身还是凉的，因为白天旅途过分劳累，大家最后能够入睡。一天早晨任启明被冻醒，把头伸出被窝一看，帐篷已经被风吹倒，人们都被大雪埋住了。他急忙叫醒大家，起来清除被子上的积雪，继续整装前进。 
过了安多就进入羌塘草原，又走了几天，探路队来到聂荣宗，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中共黑河分工委副书记侯杰，侯杰高兴地说：马车能过来，看来从青海往拉萨修公路没问题。1954年1月23日，探路队来到藏北重镇——那曲，任启明即兴赋诗一首：“怒江源头水悠悠，车到黑河方解忧，迎风冒雪几千里，人生做事几春秋。”他还发电报给西藏运输总队，说经过70多天的行程，胜利到达黑河。高原虽群山连绵但起伏不大，高差小，多戈壁、草地。远看是山，近走是川，山高坡度缓，河多水不深。 
慕生忠接到电报后，去北京找到张国华和范明，一同向彭德怀汇报了探路情况和修建青藏公路的意见。彭德怀指着地图上中国的西北部说：这一带都是空白，需要开发建设。经过商讨确定“第一步先修通格尔木到霍霍西里（即可可西里）的300公里”。关于经费问题，彭德怀让写个报告转呈周恩来。1954年2月27日，张国华和范明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情况以后说：“青藏公路要修，它如人的手背，平坦易为，而且斩不断，炸不烂，非常保险。要急修，先粗通，然后再改善。康藏公路要修，但它如人手的五指，横断山脉，断一处就不能通车。为了战略上的需要，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并修。平时两条路都通车，万一断了一条，我们还有一条，修复断了一条时，另一条还可支援。” 
1953年5月11日，青藏公路正式开工建设。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7:00

青藏公路最早带给我的神奇感，是因一个人而生。我第一次进藏时迷迷糊糊就走过了青藏线。那莽莽逶迤的昆仑，浩瀚无边的草原，使我訇然震撼，心旌摇荡，一种自然升腾而又超越自我的感受，伴随着生命悠久而长远。后来在拉萨我认识了汪青春，兰州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和新华社西藏分社都工作过。他是骑自行车从北京到达拉萨的，一时间成为拉萨的新闻人物。我们一起喝酒时，他多次讲起过日月山、倒淌河、昆仑山、沱沱河、唐古拉等地方。说他过一个山口时遇到了一群狼，有七八条，全是尖嘴尖耳，耷拉着尾巴。汪青春在离狼群50米远的地方停住自行车，把匕首握在手里。人和狼就那么对峙着。第一条狼走过公路，看样子不饿，其他狼也走过去。只剩下最后一条，它站在路中间，扬起嘴巴，瞪了汪青春好大一会儿，看看狼群走远，才不甘心地走了。 
脱离危险后，汪青春瘫倒在地。 
他的故事让我迷醉了很长时间，我甚至单纯地想，什么时候我能像他一样走过青藏线呢？青藏线上的故事太多，我曾经去当雄采访过牧民的生活，游览过那木湖，到那曲参加过抗击雪灾的报道，那神奇的感觉始终围绕着我。回到内地后，我非常注意看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而关于青藏公路的修建，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天路》，其插曲《青藏高原》家喻户晓，震撼人心。 
我也查找到很多关于修建青藏公路的故事。比如说最早修建青藏公路的民工，就是慕生忠的耳光起了作用。西藏运输总队解散后，慕生忠想留下一些人修路，但是大家都想走。他想了一个办法，集合大家说：你们走，我不能走。你们给我开一天荒，我要在这里种菜。最后组织了90个人，10个人一块地，每块地3亩。大家急着回家，一使劲，一天就开出来了。这就是格尔木最早的“二十七亩菜园”。第二天，慕生忠召集大家说：“有人说青藏高原不能劳动，一劳动就死人。昨天每人开了三分地，活不轻啊！谁个病了？谁个死了？这里是能劳动的。现在我们进藏的同志等着吃粮，我们的运输任务没完成，把粮食丢在半路上回家，不是开小差吗？今天我决定，一个不能走，好样的留下来跟我修路！”人们嘟囔了一阵，一位宁夏民工喊道：“我不留！我是来拉骆驼的，不是来修路的！”如果继续让他闹下去，就会动摇军心，慕生忠冲上去毫不犹豫地扇了这个民工一个耳光。队伍镇静下来，就这样把他们编成六个工程队，每队200人，补充100峰新骆驼作为搬家和运输力量，开上修路第一线。这1200名民工成为早期修路的主力军。 
中央财委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通知交通部从1954年的预备费中拨出30万元，旧币为30亿元，修筑青藏公路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彭德怀又指示西北军区拨给10辆大卡车、1500公斤炸药、3000件工具，调给10个工兵和一辆吉普车，支援西藏运输总队修路。 
慕生忠的指导思想是：要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修出一条“急造公路”。先求粗通，再逐步提高。并规定了粗通的道路标准：路基原则上采取就地爬，不做大填挖，但车道中心3米以内必须填铺夯压坚实，有条件的地段应加铺宽2.5米的沙砾路面；纵坡一般不得大于百分之十，平曲线半径不得小于15米；路基的宽度在平原和丘陵地带为6米，越岭线及傍山道可减为4米，但应尽量利用地形加修避车道；凡是跨越河流、溪沟，由于材料缺乏，尽量不修桥涵，根据各种不同情况作特殊处理。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7:00

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些50年代曾经在青藏公路工作的人告诉我，那时的青藏公路，很多地方就是两道汽车印子，能通汽车罢了。可见这条公路是多么简陋。 
当时修建青藏公路没有什么大的工程，基本上是在荒原上前进，就是修一座简易的桥梁也费了很大力气。 
1954年5月11日，在昆仑山下的艾笈沟里，青藏公路宣布破土动工。不久，西北行政委员会交通局调工程师邓郁清负责青藏公路技术工作。当公路延伸到距离格尔木73公里处时，经过一个戈壁荒滩，在荒滩边缘突然遇到一条沟，像是大地忽然裂开了，使人感觉好像到了“地之边，天之涯”。这道峡缝是格尔木河上游最窄的一段，它宽不过8米，却深达30多米，站在岸边只听到谷底发出如闷雷般的声音，望下去黑漆漆一片，令人毛骨悚然。河对岸还有一个石嘴，挡住了去路。必须架桥才能跨越这道大沟。而此时，部分队伍已经越过地沟向南一字排开，派出最远的第一工程队到了昆仑山以南，距后方通车处170公里。他们出发前，慕生忠曾向队长马珍交代：“你们带20天口粮，到时候我把汽车开到你工地上！”也就是说，20天之内，必须修通170公里，否则前面的人就要挨饿了。 
1954年7月15日，慕生忠把邓郁清送到修桥工地，并对邓郁清说：“修路我们没有等你到来就先动工了，可是这座桥就绝非外行所敢尝试。我们没有熟练的架桥工人及应有的施工设备。为争取时间，已先从兰州运来九根东北松木和少量钢筋铅丝，其他一些圆木是从香日德运来的。”邓郁清询问了修桥的准备工作，查看了地形，认为用于建桥的木料长度为9米，而实际需要长度为12米，担心单梁跨过有危险。叠梁也没有材料，连一根螺栓和铁夹板都没有。第二天早晨，大家开了一个“诸葛亮会”，提出把岩石边缘凿平，摆上一排桩架。问题是如何才能摆得稳当。一位姓郝的石工师傅说，打个石窝把桥桩插进去，大家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于是，邓郁清连忙画图，叫工兵班长去定桩位。没有经纬仪，就用皮尺按3：4：5的比例在引道中心线上定出直角三角形，测出两岸桩位线。每排按5根，间距1米，桥桩埋入石窝深度为80厘米，桥桩与盖梁采用接榫加蚂蝗钉；桥桩用铅丝拉住埋固于桥台背后；桥头干砌片石护坡；为了减小挠度，架设托梁及斜撑。三天之后，木桥架好了。慕生忠让满载面粉的10辆卡车通过。邓郁清担心出问题，决定自己坐第一辆车过桥。慕生忠一把把他从驾驶室里拉下来，自己跳上去。说：“这桥是你修的嘛，你在那头指挥！”汽车顺利通过。 
这座桥被命名为“天涯桥”，通车的时间是1954年7月18日。1956年陈毅元帅路过这里，改桥名为“昆仑桥”。 
当汽车通过“天涯桥”时，前面的小南川、西大滩、昆仑山口的工程也都已经完成。被称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到这里成了平缓的丘陵，山口一段，只有12步，所以大家又称它为“十二步山”。汽车开到了昆仑山南第一工程队的帐篷前。慕生忠问施工队长马珍：“你们没挨饿吧？”马珍乐呵呵地回答：“今天正好20天，我们还有六天的口粮。”“为什么？”“我怕到时你们不来，我们就节俭了一点！” 
翻过昆仑山口，筑路队伍就进入了高海拔地区，更困难的日子还在后边。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7:00

我曾经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自古以来，西藏通往青海这一片广大的高原地区，几乎没有人的痕迹。有一条古道名声远扬，这就是唐蕃古道，其大致路线是，出唐朝首都长安，沿河西走廊到西宁，往西翻越日月山，过通天河之后，经过金沙江和怒江上游，穿越羌塘草原，抵达拉萨。这条古道越往西历史记载就越少，因而在人们的印象中模糊而飘逸。文成公主就是沿着这条著名的古道从长安走到拉萨。 
青藏公路第一次在这里深深地刻上现代人的痕迹。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与磨合中，修路工人吃尽苦头。 
自昆仑山到唐古拉山是青藏公路海拔最高的腹地，有300多公里长。这其中又分布着长江的3条支流，即楚玛尔河、沱沱河、通天河，都是公路的必经之地，河水较浅。 
第一个遇上的楚玛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当时测量河宽80米，水深60厘米，流速2米/秒。修路人员选了一个100多米的宽滩，用柴达木的沙柳编成笼子，装上石头，筑起透水路堤，又在行车道上铺垫石头，达到基本平整。路堤阻水使河床加宽，所以修成的过水路面长达160米，使河水平均散开，深30厘米左右，汽车可以顺利通过。 
楚玛尔河到五道梁有25公里，五道梁是因为连续横列5道山梁而得名，梁上较平坦，汽车可以通行，但在梁与梁之间，却是夏秋成河，冬春干涸的滩地。骆驼队从6公里以外搬来石料，并用麻袋装土修筑路基，修通了公路。公路修到这里，就完成了300公里的试修任务。 
慕生忠星夜赶往北京，向彭德怀汇报情况。彭德怀让秘书拿来军事地图，一段一段询问在昆仑山修路的情况，对修路员工的冷暖十分关心。当慕生忠说：“我们还要继续往前修，但是……”彭德怀还没等他说完，就说道：“这次不要再给总理打报告了。要钱从军费里借，要人给你调工兵，要车给你拨车。”慕生忠提出修路需要经费200万，工兵1000名，十轮卡车100台，彭德怀一一答应。 
1954年9月3日，修路队伍到了长江的主要支流——沱沱河，它发源于乌兰乌拉山与祖尔肯乌拉山之间，河滩宽约1060米，水面宽283米，最深处水位1.4米，流速4.8米/秒，河底为泥沙。这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汽车涉水通过并不容易。工程队召集20名班长和有经验的工人实地踏勘，集体想办法，确定分流地点，测量线路。一部分人负责对河水进行分流，使河槽的水逐渐漫开，最深处的水位降低为1米；另一部分人捡石料铺筑路基。第一工程队到达后，涉水到南岸采石，并用骆驼从远处运石头，还用麻袋装沙填铺，但因水流太急，未能奏效，大家又用羊皮筏子装上沙袋，从上游用大绳从两边拉着，放到拢口就位固定。10月13日汽车顺利通过。 
经过昆仑山口以后，不到3个月，青藏公路建设就前进了500多公里。很多地方，所谓修路就是堆起土堆做路标。工人们一天往往像经过四季，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又是大太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坚持着工作。 
当修路队伍到达唐古拉山口的时候，已经是十月初，唐古拉山整天下雪，气候非常寒冷。风特别大，吹得人站不住脚，帐篷经常被刮倒，因为风大，鸟飞到这里难以展开翅膀，只能跳着越过山口。因为空气稀薄，人们吃不下饭，干起活来更是气喘吁吁，头疼欲裂。但是，大家看到胜利在望，决心拼命拿下唐古拉。唐古拉山顶有40公里，6个队就分段作战。山口有许多石坎和石崖，他们用铁锹刨，钢钎撬，有的地方还要打眼放炮。不断有人累得倒下。据说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人的体力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气候变化很大，员工们迎着大风大雪和冰雹拼搏，提前4天完成了任务。1954年10月20日，慕生忠在唐古拉山顶向彭德怀汇报：“我们已战胜唐古拉，在海拔5000多米山上修路30公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拉萨。” 
1954年10月11日，青藏公路通到黑河。 
12月2日，筑路大军来到岗底斯山脉堆龙河谷长约15公里的羊八井石峡。这是青藏公路最艰巨的一段工程，也是修通青藏公路最后决胜的一仗。为了康藏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西藏军区从康藏公路调来了工兵八团一个营从南往北修，西北军区工兵二团和工程队从北往南修，南北夹击，合力劈开石峡。来到石峡前，只见耸立的山峰，夹着一条深深的涧水；悬崖绝壁上，垒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好像卧着一只只巨大的猛虎。3日早晨，沿着石峡10公里长的工地同时开工。这是一支机械化部队，石钻机在岩石上钻孔，火星子冒起老高。部队坚持昼夜作业，后半夜，气温降低到零下十几度，空气压缩机气管的接头常常被冻住，战士就用喷火器烤，保证机械正常运转。 
12月12日下午，弯弯曲曲的峡谷里，出现了一条公路。英雄的筑路部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做到了无一人伤亡。他们自豪地在石壁上写下14个大字：跨过昆仑唐古拉，开辟石峡通拉萨。 
公路刚一修成，就有藏族商人赶着马队通过。 
1954年12月15日下午2点，用了7个月零4天时间，青藏公路抢通，从格尔木到拉萨，全长1200公里。这是一个高原上筑路的奇迹。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7-1-15 00:37:00

修筑青藏公路的部队不仅仅给我们开辟出一条路，也给后人留下了现代的文化痕迹。比如说沿途都是荒山野岭的青藏公路，很多地方的名字都很有诗意，令人向往。 
这些名字和慕生忠有关。旧中国的青藏线路地图上，有8处没有名字。公路修进去，人们不知道怎么办，慕生忠请示彭德怀，彭德怀说：“你不起名谁能起名！”于是随着公路不断向前延伸，慕生忠也给当地起了很多名字，“昆仑山口”，“不冻泉”，“可可西里”，“乌丽”，“沱沱河”等，并从地图上把它们固定下来。慕生忠曾经解释说：“沱沱河是滔滔通天河的别称，不冻泉是因为别处的泉都有冰冻，只有那一处泉水终年不结冰。”还有一个地方叫“开心岭”，其实那里气候恶劣，大家不太适应，而且这一带狼多，晚上，成群的野狼，眼睛里发出的绿光从远处看像一片灯光。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慕生忠叫它“开心岭”，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后来他向毛主席汇报青藏公路修建情况，提到“开心岭”时，毛主席说，这名字起得好，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最精彩的当属“乌丽”这个地名了。慕生忠过五道梁，五道梁运输站站长齐天然陪同。走了100多公里以后，发现有一处黑黑的煤层露出地面，慕生忠对齐天然说：“这里有煤，就叫乌丽吧！过前边道班的时候，我让道班工人今天把帐篷搬到那里，明天挖煤。”齐天然觉得很好笑，世界上竟有这样乐观主义的人，连车都没下，又是起地名，又是叫挖煤。可是一天半以后他们返回时，挖出的煤已经堆了一大堆，道班工人说很好烧。 
这些美丽的名字把青藏线串起来，一直到拉萨。现在，这条路已经是著名的汽车探险和徒步旅游线路了。想想我要从这条路上经过，心里免不了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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