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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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历史上，自华夏成为正统以来，农耕文化也随之成为主体，四方民族，不过都是蛮夷。因此，不管是高原地区的游牧文化，还是沿海、岛屿地区的商业文化，都被视为另类。由此，中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文化冲突和民族冲突这两大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文化冲突是主要的，民族冲突是次要的。文化冲突的一大阵营是农耕文化，另一大阵营则是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后者这一阵营，用钱穆的思想观点来说，有着鲜明的共性，就是它们都因为孕育其生命的自然环境的恶劣，而产生了先天不足——“内不足”，也就是说，和农耕文化的“自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因为自然环境的逼迫，游牧、商业这两种文化都无法形成一个自身的坚强核心，不得不以“对立”为基础，展开进取和掠夺。所以，就有了一种向外的需求，就具备了“流动”、“开放”的基本特性。因为环境的刺激，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农耕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战胜与克服欲”。仅仅有欲望，并不能保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于是，又产生了对“工具”的强烈的需求欲望。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游牧文化——草原民族的最早工具为马，商业文化——海滨民族的最早工具为船。“故草原、滨海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即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 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 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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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欲望，产生了不同的追求。如果说，农耕文化的一个根本诉求是时间的长久延续性，是满足与安逸；那么，游牧——草原民族和商业——滨海民族的一个根本诉求就是生存空间的扩张，是对财富的占有和追逐。
以游牧和农耕民族的冲突为代表，一部中国五千年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民族冲突的历史；而以商业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为代表，一部中华文明史，同样是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这一历史，或者说冲突的第一个高峰，就是老子为代表的商业文化——道家思想，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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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流域的道家思想，以“船”作为其标志性象征，通过对“水”、“气”等作为宇宙本原的深刻认识，而领悟了宇宙天地的运行规律，从而发展出其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和思想哲学体系。这一点，和孔子从周公那里继承黄河流域的儒家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和对立。
所以，我们才说，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是负面大于正面，虽然对商人的人性有净化和提升的作用，可是却无法用于商业文化的实践指导；而作为和商业文化同出一源、同根同生的道家思想，却给商业文化提供了哲学上的指导和帮助，为其注入了深刻的理性精神，提供了无数的精神层面上的支持和助力。尤其道家学派关于“水”的论述和揭示，可以说，正是对商业这一特殊事物的本质揭示和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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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所处特定的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的过早确立自己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主流”地位，所以，商业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另类”“边缘”的地位，就处在被蔑视、压抑的地位。所以，尽管以楚国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一次次北上，试图动摇农耕文化的地位，一次次发动战争，结果都遭到了失败。生存与发展，一直以来，始终是商业文化面临的无法逾越的“瓶颈”。而也正是在这永不服输、永不间歇的一次次争斗中，商业文化也从道家思想那里，吸取了用之不竭的生存哲学。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以柔克刚，在柔弱微细中生存；以弱胜强，在处于不利位置时候的自保策略；以静制动，保持平衡与和谐；祸福相倚，给人生以安身立命的警示；有容乃大，为积蓄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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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克刚，在柔弱微细中生存。虽然相对于农耕文化的强大、刚强，商业文化从各个方面都显得是那么弱小、柔软，可是，道家思想却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答案；以柔克刚。这一思想来源于老子的道家学派。他们认为，“道”，“水”、“气”等这些无形的物质，才是构成宇宙的本源。一切有形的天体，如日月星辰等，只不过都是“道”的有形的表现形式而已。这些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命，都是从辽阔无边的无形的虚空中生出来，从生到灭，再从灭到生，而这虚空始终未曾有过任何的毁灭迹象，不生不灭，永恒地存在着。虚空中充满着看不见的能量，无所不在，可以在任何有形的物质中，自由地出入和运行。所以，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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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表面上看起来强大的，越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例如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害怕的老虎、狮子等，处于自然界生物链最高级，却都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相反，被我们看不起的老鼠、蟑螂等，却在人人喊打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得悠然自得，根本不会去考虑是否面临种族灭绝的大问题。至于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和微生物，生存能力就更加强大了。想一想，几千万年前的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不就是因为其对自然界的依赖越来越强烈么？今天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在一天天加大，这不正说明，越是简单细微的生命，越接近于“道”的特征，越能在天地宇宙间长久存在；而越是看起来强大无比的生命，对环境的依赖性越大，也就越发显得脆弱、无能。而自然界的变化摧毁的对象，一定是生物链最上层的、对自然界依赖最大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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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弱，是一种自然的，顺应而不侵害任何外物的力量；强大，则意味着要强制改造自然，将外物为我所用。而这个强大的过程，必然也是资源增加消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外界自然资源的依赖，不断地增加。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必须创造更为强大的条件，又必须增强自己的征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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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自然规律中，始终有一个无形的、平衡的规律在制约着：不管如何膨胀，最终到了一定程度，都要面临这一“平衡法则”的制约，会受到自然资源的极限制约和其他物种的抗衡，这样，也就面临毁灭性的崩溃。因此，不断地强大的过程，也就等于是将自己的生命权力不停地交出去的过程。
一切都从生存的角度出发，一切都以能否存活下去，作为判断胜负的标准。中国文化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独一无二的“生存哲学”，因而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超越。几千年来，不管面对外族入侵，还是国外列强，中华民族从来不曾在精神上溃败过。而且，从历史上看，异族的占领，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将广大辽阔的国土，融入了中华的版图。这不能不说是老子的“以柔克刚”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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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弱胜强，在处于不利位置时候的自保策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往复相返，对立统一，这是老子讲的“道”的重要特征。而“道”要如何才能在天地间自由往来，到处发挥其作用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个“弱”的环境的存在。这个弱，就是宇宙的“虚”、“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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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对于宇宙的观察和认识上，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所认识到的，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是“刚”。这也是孔子的一切政治主张的立足的根本。例如，在周文化的代表之作《周易》中，开宗明义第一篇文字，就叫做“乾”，而“乾”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刚”，“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周易·上经》）孟子的著名的“浩然之气”，也是这样描述的：“至大至刚”。
从天地本源“刚”入手，儒家思想提出了自己的“阴”“阳”学说，即君王为“阳”，为九五；老百姓为“阴”，为下六；所以君王以“刚”为本，来治理国家；老百姓以顺从为本，来接受君王的意志和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