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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坊门，张永禄教授研究指出，坊门上都装有门扉，由专职门吏掌管，负责按时开关。至于坊门的建筑，都不甚高大。其门楣之上，书有本坊坊名。坊门之内，有门吏值宿的房舍，坊门两侧的墙壁或门扉之上，可以张贴政府发布的各种文告，甚或私人也可因事而贴榜。白居易的《失婢》一诗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宅院小墙庳，坊门贴榜迟。”唐代里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门吏负责坊门的启闭。早上五更二点自宫内“晓鼓”声起，诸街鼓顺序敲动，坊门开启，鼓要敲到天亮为止；每晚鼓声敲响关闭，不许出入。夜晚实行全城街道严格宵禁，如果有“犯夜者，笞二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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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唐长安城人口一百余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张永禄教授研究表明，这个数字所言非虚，他给出了三点理由。其一，这在很多唐人诗文中得到了验证，如岑参《秋夜闻笛》中说：“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韩愈《出门》诗云：“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而诗中所谓的“百万家”，就是指长安有百万人口。另据贞元十九年，韩愈在《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中也提到“京师之人，不啻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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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百万人口在长安城里如何分布的呢？专家学者用了八个字“南虚北实，东贵西富”。肖爱玲告诉记者，因为北边是宫城和皇城所在，所以人口密集，官宅居多。而南部地区，尤其是南三列坊，由于地处偏远，俗称“围外”，居民比较稀少。隋文帝初建大兴城时，为了不使城南过于空旷，令其诸子在南三列坊建宅，用以控制和充实城南一带。但终因地处偏远，直到唐代时，“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有记载说东南地区的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而西南地区的长寿坊，甚至有猛虎出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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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西方向看，肖爱玲说，隋代时达官贵人多居住在城西，但后来发生了偏移，城东反而成了达官贵人的宅邸所在。尤其是城东北地区，因靠近皇宫大内，所以官僚第宅密集。张永禄介绍，城东北的入苑坊和胜业坊更是王府云集，入苑坊有玄宗的十六位王子居住，号称十六王宅；而胜业坊有薛王业宅，宁王宪山池院等。公主第宅集中在崇仁坊，如太宗女东阳公主宅，中宗女长宁公主宅等。而安仁坊则多云集的是亲王外家，如薛王业舅父王昕宅，宁王宪外祖父刘延景宅等。翊善坊和来庭坊“多为阉人居之”，如高力士等。而位于皇城与东市间的平康坊，入北门向东的三曲，为妓女所居之地，当时的名妓杨妙儿、王团儿、王苏苏等就住在此南曲之中，京都侠少，也都萃集于此，这个坊也被戏称为“风流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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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城西则因有西市，加之西市的贸易又极为繁盛，所以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都在西市附近的里坊居住，所以有人戏称是“富人云集之地”，由此形成了“东贵西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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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里坊为居民住宅之所，所以士庶第宅房舍的建造，是长安城内的一道风景。而唐代依其身份、地位的不同，在门向的设置、房屋的间数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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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住宅门向的设置上，唐朝政府规定，凡三品以上官，或为“坊内三绝”（门第、才德、文学）者可以向坊外临街开门，其他官吏与一般百姓的住宅，都必须向坊内开门。这样，在长安城内的通衢大街两旁，尽是王公贵族的朱门大楼；其次，在住宅门、厅的大小与间数、架数上，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如文宗颁发的“营缮令”中规定：“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梁与梁之间叫“间”，檩与檩之间叫“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其祖父舍宅，门荫子孙，虽荫尽，听依仍旧居住；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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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当时住宅建造的形式，特别是贵族官僚的第宅，多采取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如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出隋唐时期贵族的宅院，有在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具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为四合院，也有房屋与门置不完全对称，用回廊组成庭院。房屋的朝向多采用南向，以便冬季阳光入室内而抵御严寒，夏天又可以利用东南风取凉。建筑多用较厚的外墙和屋顶，建筑外观厚重庄严而且适宜于北方气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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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西安，有很多地方以“坊”命名，如东郊的安仁坊，东关的长乐坊，北大街的通济坊……这种命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昔日唐长安城内的坊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非常形象地描绘唐都长安城的布局为“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都长安城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齐整的城市。唐长安城采用“里坊制”，整个城市划分为整齐的一百多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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