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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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那可就会有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问题出现，就会发生极端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如果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欲被压抑下来，我们在心理、生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最后有冲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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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74.8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的从业大军。作为全球代工之王，他们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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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明认为，这些年轻人迈入社会踏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墙，“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告诉他们，你们是打工的，你们不属于这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困境。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克服的时候，那么脆弱一点的人，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来克服这种困难。”刘开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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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很多在16岁~19岁，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就过早地踏入这个社会，承担起为我们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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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进入富士康至今，小王从一名流水线员工成了的流水线管理人员，称得上“小领导”。小王说，但凡在富士康坐上“小领导”职位的都会选择在外面租房，因为厂里提供的宿舍住人太多。“我以前的宿舍是12个人，这还是比较好的，最多的一个宿舍要住几十个人。”小王说，宿舍架子床有两层和三层的，住的人太多显得很乱，所以他选择在外租房。 说起被领导骂，小王说比较普遍，当年他就是从流水线走过来的，“如果你做的东西不过关，在验收时会被贴红单，会影响入库，挨批是肯定的。老实点的员工挨骂就挨了，个性要强的就会和管理人员吵架。”小王说，厂里吵架的事时有发生。 小王还透露：“员工在进入富士康前都会进行岗前培训，我当年培训时，负责培训的人员教导我们进厂工作后，凡事要想得开，工作要愉快，不要动不动就去跳楼，而且还告诉我们，跳楼一个厂方赔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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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一连跳事件，很容易会被归结到员工个人的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的总数相比，十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当这十一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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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公司要求员工签订不自杀协议，不自杀协议，承诺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给予10万RMB人道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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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连跳”的大背景下，也有大批富士康员工选择了辞职。根据一份民间团体亲身经历和实地考察后形成的“富士康情况报告”显示，富士康平均每月要流失员工几万人，而在跳楼事件频发的近3个月，每月竟然高达5万人以上。
“我已经在这里做了有5年多了，每天都重复着枯燥的操作。到虽然工资涨了一些，却总是感觉没有出头之日，看不到希望，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富士康观澜厂区员工张金昨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自己中专一毕业便进入富士康工作，一干便是5年。前段时间频繁的跳楼事件发生
之后，他选择了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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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感觉就像是一个机器，流水线上单调枯燥的动作要反复不停地重复着。”对“十三连跳”，已经回到湖北老家的张金显得并不奇怪，“在电视里面已经看到新闻了，这是迟早的事，光在我们组，很多同事都做得很郁闷！但是没想到跳楼这么密集。”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此前表示，“如果我们是血汗工厂，为什么每天会有这么多人排着队要进来？”但这也被人直指“恰好暴露出富士康同样每天都有大批人排着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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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3日，深圳龙华富士康南门，几十名年轻人聚集在路边一处小广场排队。路边的屋子里不时有人拿出话筒喊话，随后排队的年轻人便进入房间接受面试。长长的队伍逐渐缩短，间歇有人补充上来。
这里，便是富士康最大的招聘点，此前曾经出现过数千人竞聘的壮观场面，平日每天的排队量也一般在几百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连发 “跳楼事件”背景下，这个招聘点的应聘人数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