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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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安管经常打人，员工见了他们都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称，他们把保安称为安管。安管拿的工资也许没有普通员工多，但权势却很大，经常打骂员工，员工多是敢怒不敢言。该员工说，在门禁处被保安骂过。他的朋友晚回宿舍，被安管拉到一个屋子打了一顿，关了一晚上。员工们敢怒不敢言也未报警。对此，北京富士康三期的负责人表示否认。他称“我们的保安定期有培训，素质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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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富士康保安人数有限、训练不足的问题，深圳市公安局和保安分局对富士康的企业保安进行指导培训，并派出300名保安大队的正规保安来支援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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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卫生部门派出一批心理医生进驻富士康，加强企业对员工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力度。深圳市的妇联、共青团及文化体育部门还协助企业在园区内开展多项文化和体育活动，缓解年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和紧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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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对富士康员工劳动合同、工资收入、加班时间、劳动强度等情况进行了重点监察。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局介绍，富士康在劳动合同签订、工资发放等方面比较规范，也尊重员工意愿，劳动部门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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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劳动保障部门建议，富士康已于5月18日正式作出决定，把每个月询问是否要加班改成每周询问一次，这一举措将有利于员工更加自由选择是否加班。此外，针对社会舆论关注的富士康员工劳动强度问题，深圳市劳动部门正在富士康的生产车间现场测算劳动定额和劳动强度。如果发现富士康劳动定额和劳动强度过大，将根据相关法规对企业作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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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来不是因单一的因素导致。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在回应外界时，竭力为这个将42万个生命聚集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为其牟利的企业开脱，力图将死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死者自己和社会，对工人工作和生存状况闪烁其辞，言行十分可鄙。而尤其让人感到恶心的是，一些所谓的心理专家，居然拿整个社会的自杀率比富士康更高来为这家私人企业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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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攫取利润，不肯正视和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而是请一些五迷三道的“佛法大师”和“心理专家”作秀，声称尊重习俗“改运”、“减压”，运用科学进行“心理干预”，在我看来更像惺惺作态的表演，根本上是在回避和掩盖实质问题，纯属舍本逐末的伎俩。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是这些三脚猫招数可以化解的？而以保护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工会，在这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中，声音低微，任由肇事企业手舞足蹈地高调作秀而不加斥责，尤其让人感到悲哀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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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6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每月底薪2000元。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快乐男声比赛的男孩，梦想是能当一位歌手。
在厂区外卢新租住的宿舍里，记者发现了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他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他好像就发了1800元还是1900元，他寄了1500元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工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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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公司设置的新员工常年招募点，从早上6时开始，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尽管5个月内连续发生9起跳楼事件，但是并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这些应聘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数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这里应聘，而他们应聘的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是一份刚刚满足深圳市最低工资900元的普通工作。应聘者说：“包吃包住，又有劳动法作保障，会选择加班。农村人，在家里都是干农活的，12个小时没有问题。”
招募点的工作人员说，这里每天可以招募两三千人，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上万人。在富士康，80后90后的打工者已经超过85%。富士康龙华园区资深副理万红飞称，流动性比较高，尤其是基层员工，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2005年每个月只有2%~3%的流失量，而增加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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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线上最普通的一道工序是贴胶纸：在主板上贴18张胶纸，两分钟内完成。每个工人每天要完成220块这样的主板，他们每天10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简单而又重复的工作中度过的。
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些工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只能拿到900元的底薪，如果他们想赚取更多的钱，就不得不选择多加班，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
富士康员工称，每天加班两个小时。要打工的话，平时肯定喜欢多加一点班，多赚一点钱。
富士康员工童小燕说，赚的钱里面，加班赚的比重有一半。
童小燕说，工作久了，自己也会觉得累，乐观开朗的她，遇到烦心事或者工作太累的时候，就会听听音乐或者跟别人聊聊天，让自己放松。几起跳楼事件，让他们既觉得惋惜，又觉得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