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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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今正面临着商业全球化的巨大契机，和世界的许多商业文化、各个民族的商业巨人们，少不了还有竞争，还有赤裸裸的利益竞赛，甚至发生冲突，可是，从整体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和”，是为了中国的商人和中国的商业文化，能够融入世界，“争”是小“争”，“和”是大“和”。而如何能够“和”，而尽量去避免“争”呢？一个最佳途径，就是去“兼爱”，去爱所有人，去爱一切人类的朋友，甚至去爱敌人。像大海一样去爱，像天空一样去爱，像宇宙一样去爱。张开胸怀，拥抱一切，只有这样，中国商人才能融入世界，才能赢得胜利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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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绝顶的墨子，以一个儒家学派的颠覆者身份出现，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如果他去经商的话，一定可以在成就上超过子贡，也许还会不输于范蠡。但是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如果不是出身于社会的底层，墨子怎么会认识到孔子的“仁”的思想的局限性？同样，如果不是经过长期艰难的劳动锻炼，和生活的打磨，墨子也不会体验到，人民的生活压力之沉重，和钱财的来之不易。因此，他才会对孔子的津津乐道的繁琐而华丽，没有任何实质用处的：“礼”，那么地反感，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非乐”，“节俭”、“节葬”等系列思想来反对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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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整个学说，都建立在“礼”上。而“礼”必须要通过具体的服装、乐器等来表现，因此，越是高贵和华丽的服装，越是精美的乐器，越代表身份等级高不可攀。为了表示等级，将人分为高下和贵贱，儒家不管在服装、音乐，还是其他如建筑等方面，都可谓极尽华丽、豪奢之能事。据《论语·八佾》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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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呢？朱熹对这段话的注释是：“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彩。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简单说来，就是“仁义”是属于内在的美好品质，“礼”是属于外表装饰，打个比喻，就好像绘画一样，先有了素白的底子，然后再根据需要，将彩色涂抹上去。这样一来，就会得到想要的绚丽多彩的效果了。孔子赞赏子夏，就是因为他能够颖悟到“礼”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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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一切都从“礼”出发，所以儒家才将外表的绚丽和辉煌、盛大，当作自己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论语·秦伯》中，孔子曾经赞扬过禹“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也就是讲究服饰之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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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在《说苑》中，讲述了这么一个关于孔子的有趣故事：“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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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中，孔子为什么要去见桑伯子，就是因为他是个具有内在之美的君子，可是却不注重外表穿着。而桑伯子为什么要接见孔子，就是因为他觉得孔子是个君子，可是却太过注意外在的仪表。两个人互相都要劝说对方，改掉这一毛病。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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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从维护“礼”的需要出发，而对“绚丽之美”加以肯定，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们不会去想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么华丽的衣服，这么精美的菜肴，这么多细致而脆弱的乐器，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也许孔子可以从比他更早的管仲那里，找到借口。管仲虽然身为一代名相，在实际功业上远胜孔子，可是，其奢侈的作风，和追求享受的思想，一直被后来的人们所诟病。千百年而下，对管仲的这种批评，不绝于耳，却从来没有人认真想过：管仲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树立一种风气，拉动齐国的内在消费需求？为了鼓励商业，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当然了，管仲的良苦用心，是孔子儒家门下迂腐书生们，永远都想不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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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墨子，自己本身就是个手艺高超的工匠，深知道这种资源上的巨大浪费，劳民伤财，对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他才坚决提出：一切应该从实用出发，以发挥器具的最大实用价值为上，而不应该由着统治者去满足自己头脑中那千奇百怪、无穷无尽的欲望，牺牲人民的利益，加剧百姓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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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的专家和学者，都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墨家思想会“中绝”？其实，笔者猜度，墨家不如儒家那么会花言巧语，注重实干，而不注重言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墨子门下，即使不乏才俊之士，也多注重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会去著书立说，满腹牢骚。不过，喜欢和支持墨家的人们，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广大的平民阶层，却从来不因为他们的默默无闻而忘记他们。因为，真正的思想，来源于实践的真理，就如同埋在大海深处的金光闪闪的宝藏一样，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探索，被重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