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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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大学期间，吴良镛在油印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因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看到他从国外带来的建筑领域的最新资料，这让我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不少建筑学知识。”说到恩师梁思成，吴良镛充满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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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林徽因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自此，揭开了新中国建筑教育的新篇章。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间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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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让吴良镛立刻做出了抉择。

    1950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赤子情怀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吴良镛冲破重重阻挠，几经周折，毅然从美国绕道回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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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吴良镛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1959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1984年退休后，筹建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95年创办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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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吴良镛回忆说,“直到怀着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时，我都依然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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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随着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现实和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吴良镛认为，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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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因此，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但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城市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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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吴良镛愤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吴良镛在很多场合都在强调,“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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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城市管理者经常给吴良镛打电话，征求他对城市规划的意见，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门来。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亲自接待。

    “自古太守多诗人”，对于城市的管理者，吴良镛有话要说：“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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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建筑更是遗憾的艺术，”吴良镛解释说，建筑完成后，修改的可能微乎其微，而且这个建筑可能要矗立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影响着这个城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一定要力求做得更好，少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