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是种美德----山楂树之恋（19楼更新）

酒经考验

静秋顺着张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棵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象比这诗情画意多了。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张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张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在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还是李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张村长是见过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记录他讲话的场面好像早已司空见惯，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张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在内心里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歇过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提上网兜，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而是更吃力了。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甜后苦，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不过谁也不敢叫一声苦。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静秋是唯恐别人会把她往资产阶级那里划的。本来出身就不好，再不巴巴地靠着无产阶级，那真的是自绝于人民了。党的政策向来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就是说你要比出身好的人更加注意，绝对不要有一丝一毫非无产阶级的言行。
　　但是苦和累并不是你不说就不存在的，此时的静秋恨不得自己全身的痛神经都死掉，那就不会感到背上的沉重和手上的疼痛了。她只能拿出多年练就的绝招来帮助自己忘记身体的苦痛：胡思乱想。想得太入神的时候，她往往能产生一种身在彼处的感觉，好像灵魂飞离了自己的躯壳，变成了那些想象中的人物，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是想到那棵山楂树，被敌人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和身穿洁白衬衣的英俊苏联小伙交替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而她自己，时而是即将被处决的抗日志士，时而是那个因为不知道爱谁而苦恼的苏联女孩，搞得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更接近共产主义，还是更接近修正主义。
　　山路终于走完了，张村长站了下来，指着山下说：“那就是西村坪。”
　　几个人都抢着跑到山崖边去观赏西村坪，只见一条小河像条绿色的玉带，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环绕着西村坪。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坪，比静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真算得上山清水秀。站在山顶鸟瞰西村坪，整个村庄尽收眼底。田地像一个个绿色的、褐色的小块块一样，遍布整个山村，一幢幢民房散落在各处。中间有一处，似乎有不少房子，还有一个大场坝，张村长介绍说那就是大队部所在地。队里开大会的时候村民就到那里去，有时搞联欢晚会，也是在那里举行。
　　张村长解释说，按K县的编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所谓村长，实际上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村里人都爱叫他“村长”。
　　一行人下了山，首先来到张村长的家，他家就在河边，从山上就能望见。家中只有他妻子在家，她让大家叫她“大妈”。家里其他人下地的下地，上学的上学。
　　休息了一会儿，吃过了饭，张村长就开始安排几个人的住处。李师傅、陈副校长和那个叫李健康的男生住在了一户村民家里，罗老师只是暂时住几天，在写作方面作些指导，过一两天还得回去教课，所以随便在哪里挤挤就行了。
　　可惜的是，三个女生不能住在一起。虽然有户村民同意把他家的一间房给学生住，但只能住两个人，张村长只好说：“你们当中剩的那个就住我家吧，可我家没有多余的房间，只能跟我二闺女睡一床。”

酒经考验

三个女生面面相觑，都不愿意一个人“掉单”住在张村长家，跟他女儿挤一床。静秋看看问题不好解决，主动说：“那你们两个住一起吧，我住张村长家。”那两个女生欢天喜地地答应了。
　　当天就没什么活动安排了，大家自己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晚上再上张村长家吃饭，说好明天正式开始工作，大多数时间会用来采访村民，编写教材，但也会安排跟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干点农活。
　　晚上，张村长带其他人到他们的住处去了，家里就只剩下静秋跟大妈两个人。大妈把静秋带到她二闺女的房间，让她把行李放在那里。那个房间像静秋去过的那些农村住房一样，黑糊糊的，只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很小的窗子，没安玻璃，只用玻璃纸糊着。
　　大妈开了灯，灯光很暗，勉强看得见屋子里的摆设。静秋看见这是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床还比较大，比单人床大，比双人床小，睡两个人虽然挤点，也还凑合。床上铺着刚浆洗过的床单，硬硬的，摸上去像纸板不像布料。被子折成一个三角形，白色的被里在两角翻出来，包裹着红花被面。静秋琢磨了半天，都没琢磨出这究竟是怎么折出来的，不免有点心慌，决定今天用自己的被子，以免明天折不回原样了。按那时的要求，学生下乡住在贫下中农家，就得像当年的八路军一样，用了老乡家的东西后，得回归到原封原样。
　　靠窗的桌子上有一块大大的玻璃板，是专门用来放照片的那种，这在当时算得上奢侈用品了。玻璃板下面有深绿色的布底，照片放在上面，再用玻璃板压住。静秋忍不住凑过去看了起来。
　　大妈想必也是经常接待来访者的，很健谈，也很和蔼可亲。她一张张指着那些照片，告诉静秋那些人都是谁。静秋从照片上看到了大妈的大儿子张长森，很高大，简直想象不出他是张村长和大妈的儿子，可能是家庭中的变异。大儿子在严家河邮局工作，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大儿媳叫余敏，在村里的小学教书，长得眉清目秀，个子瘦高，跟大儿子很相配。
　　大女儿叫张长芬，也长得眉清目秀，中学毕业后在村里劳动。二女儿叫张长芳，长相跟她姐完全不一样，嘴有点突出，眼睛也比姐姐的小。长芳还在严家河中学读书，一星期才回来一两次。
　　正谈着，张村长的二儿子回来了，说爹叫他回来挑水，好早点做饭，听说今天从城里来了客人，晚上要叫城里来的客人上家里来吃饭。
　　静秋走出去跟张村长的这位二公子打招呼，发现他长得一点不像他哥哥，倒是很像张村长，个子矮矮的，五官也像是没长开一样。静秋有点吃惊，怎么一家两兄弟、两姐妹之间的长相会相差这么远呢？好像父母生第一个儿子和女儿的时候，都竭尽全力造出最好的品种，到了第二个就懈怠了，完全随造物主乱捏一个了事。
　　大妈说话总是让人感到很亲切，一两个称呼过后，就让你觉得已经和他们亲如一家了。大妈指着二儿子，对静秋说：“这是你二哥，叫张长林。”
　　静秋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只说：“你要去挑水呀？我帮你挑吧。”
　　长林似乎很害羞，小声说：“你挑得动水？”
　　“我怎么挑不动？我也经常下乡学农的。”
　　大妈说：“你要帮忙？那我到后院去砍两棵菜，你拿到河里去洗。”说着就提起一个竹篮上后院去了。
　　屋中只剩下静秋跟长林两个人在那里，长林似乎更手足无措了，一转身，跑到屋后拿水桶去了。过了一会儿，大妈提着两棵菜回来了，交给静秋，让她跟长林一起到河边去。
　　长林也不看静秋，招呼一声“走吧！”就率先往河边走去。静秋提了菜篮跟在后面，两人沿着窄窄的小路往河边走。走了一半，碰见村里几个小伙子，个个都拿长林打趣：“长林，你爹跟你说下媳妇了？”“耶，还是城里的呢。”“长林鸟枪换炮了。”
　　长林急得放下水桶就去追那些人，静秋在后面喊道：“走吧，别管他们了。”长林返回来，挑起水桶，飞一般地向河边跑。静秋很纳闷，这些人是什么意思？怎么开这种玩笑？

酒经考验

到了河边，长林坚决不让静秋洗菜，说水冷，看把你的手冻裂了。静秋抢不过他，只好站在河边看他洗菜。长林洗完菜，又把两只桶都装上水，静秋急忙抢着要挑水：“你刚才不让我洗菜，那现在水该我挑了。”长林不肯，挑起水桶就箭步如飞地往回走了。
　　回到家，长林又出去了，静秋想帮大妈做饭，但插不上手。刚好长林的小侄子欢欢醒了，大妈就吩咐说：“欢欢，你带静姑姑去叫三爹回来吃饭。”
　　静秋这才知道张家还有一个儿子，她问欢欢：“你知道三爹在哪里呀？”
　　“知道，在贪贪队。”
　　“贪贪队？”
　　大妈解释说：“是在勘探队，小孩子说不清楚。”
　　欢欢拉着静秋的手：“走呀，走呀，到贪贪队去呀，三爹有糖吃。”
　　静秋跟着欢欢往外走，刚走了一小段，欢欢就不肯走了，伸开两手要人抱：“腿腿晕了，走不动了。”
　　静秋忍不住笑起来，一把抱起欢欢。别看欢欢人儿不大，还挺沉的呢，静秋走了大半天路，现在再抱欢欢，觉得特别沉。但欢欢不肯走路，只好抱一段歇一阵，她不停地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你是不是忘记路了？”
　　走了好一阵儿，还没到，静秋正要再歇息一会儿，突然听到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手风琴声，她没想到这个小山村里还有人会拉手风琴，不由得站在那里聆听起来。这声音的确是手风琴声，拉的是《骑兵进行曲》，这是一首节奏很快的手风琴曲，静秋也练过，不过练得还不到家，右手比较熟练，但左手不行。她感觉这个拉琴的人不仅右手很熟，左手和弦也很熟，拉到激昂之处，真的有如万马奔腾，风起云涌。
　　琴声是从一排工棚样的房子里传出来的，那些房子不像村民们住的房子，单家独户，而是一长条好几间房子连在一起，想必是“贪贪队”的房子了。
　　静秋问欢欢：“你三爹是不是住在那里面？”
　　“嗯。”欢欢见已经到了，英雄起来了，腿也不晕了，就想挣脱静秋自己跑过去。
　　静秋牵着欢欢，向那排房子走去。现在她能清楚地听见手风琴声了，琴声已经变成了《山楂树》，有几个男声加入进来，用中文唱着这首歌，似乎都是手里忙着别的事，嘴里漫不经心地唱着。但就是这样的漫不经心，时断时续，低声哼唱，使得那歌声特别动听。
　　静秋听得入了迷，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的世界。暮色四起，炊烟袅袅，空气中飘荡着山村特有的那种清新气味，耳边是手风琴声和男生们的低声合唱，这个陌生的山村突然变得亲切起来，有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人气息，似乎各种感官都浸润在一种只能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气氛中。
　　欢欢挣脱静秋的手，向那排房子跑去，进了第三个门，手风琴声也随之停了下来。她猜那个拉琴的人很可能就是欢欢的三爹，也就是张村长的三儿子。
　　她有点好奇，到底这位三儿子是会更像大儿子长森呢，还是更像二儿子长林？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希望他像长森，因为这样优美的琴声好像没道理是从长林那样的男人手下倾泻出来的。她知道这样想对长林很不公平，但她仍然忍不住要这样想。

酒经考验

静秋像等着玩魔术的人揭宝一样，等待欢欢的三爹从那房子里出来，她想如果他不是那个拉手风琴的，就是那几个唱歌的当中的一个。她没想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居然有这么一群会唱《山楂树》的人，也许这里的村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苏联歌曲，所以这些勘探队员可以自由自在地唱。
　　过了一会儿，静秋看见一个人抱着欢欢出来了。他穿着深蓝色齐膝棉大衣，大概是勘探队发的，因为静秋已经看见好几个穿这样衣服的人在房子周围走动了。欢欢挡住了他脸的一部分，直到他快走到她跟前，放下了欢欢，静秋才看见了他脸的全部。
　　静秋看一个人的时候，总像是脑子里有一双眼睛，心里有另一双眼睛一样。脑子里的那双眼睛告诉她，这个人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因为他的脸庞不是黑红的，而是白皙的；他的身材不是壮得“像座黑铁塔”，而是偏瘦的；他的眉毛倒是比较浓，但一点不剑拔弩张。不像宣传画上那样，像两把剑，从眉心向两边朝上飞去。一句话，他不符合无产阶级对“英俊”的定义。
　　记得有部文化大革命前夕拍摄的电影，叫《年轻的一代》，里面有个叫林育生的，算是个思想落后的青年，怕下农村，怕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林育生是达式常演的，那时的达式常还很年轻，瘦瘦的，轮廓分明，有点白面书生的味道，长相很符合那个角色。
　　如果静秋是导演，如果要她来给欢欢的三爹分配一个角色，她就要分派他演那个林育生，因为他的长相不革命，不武装，很小资产阶级。
　　但她心里那双眼睛却在尽情欣赏他的这些不革命的地方，只不过还没有形成鲜明的观点，只是一些潜藏在意识里的暗流。她只知道她的心好像悸动了一阵，人变得无比慌乱，突然很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起来。
　　她那天穿的是一件她哥哥穿过的旧棉衣，像中山装，但不是中山装，上面只有一个衣袋，被称作“学生装”。“学生装”的小站领很矮，而静秋脖子很长，她觉得自己现在看上去一定像个长颈鹿，难看死了。
　　静秋的父亲很早就被遣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家里三兄妹就靠母亲一个人做小学老师的工资维持，一直都很困难，所以静秋总是穿哥哥的旧衣服。好在那是个不讲究穿着的年代，虽然穿男孩衣服仍然被人笑话，但习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穿着这样上心，好像生怕留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一样，她简直不记得自己在谁的面前这样关心过自己的长相和穿着，也不记得自己在谁的面前曾经这样局促不安。她班上的男生好像都很怕她，小学、初中时还有人欺负她，可到了高中，他们一个个连正眼望她一下都不敢，一说话就脸红，所以她也从来没关心过他们对她的穿着、长相满意还是不满意，都是一群小毛孩。
　　但眼前这个人，却能使她紧张到心痛的地步。她觉得他穿得很好，他洁白的衬衣领从没扣扣子的蓝色大衣里露出来，那样洁白，那样挺括，一定是用那种静秋买不起的“涤良”布料做的。衬衣外面米灰色的毛背心看上去是手织的，连很会织毛衣的静秋也觉得那花色很好看很难织。他还穿着一双皮鞋。静秋不由得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褪了色的解放鞋，觉得这一贫一富形成的对比太鲜明了。
　　他在对她微笑，看着她，却仿佛是在问欢欢：“这是你静姑姑？”然后他才跟她打个招呼，“今天刚来的？”
　　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K县的话，也不是K市的话。静秋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他讲普通话。她的普通话也讲得很好，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经常被选去联欢会上报节目、运动会上播稿件，但她平时不好意思讲普通话，因为在K市，除了外地人，大家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讲普通话的。静秋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讲普通话，也许是因为跟她这个外来人才讲的吧。她“嗯”了一声，算是答过了。
　　他问：“作家同志是从县城过来的还是从严家河过来的？”他的普通话很好听。
　　“我不是作家，”静秋不好意思地说，“你别乱叫。我们从县城过来的。”
　　“那肯定累坏了，因为从县城过来只能走路，连手扶拖拉机都没办法开的。”他说着，向她伸过手来，“吃糖。”
　　静秋看见他手中是两粒花纸包着的糖，好像不是K市市面上买得到的。她羞涩地摇摇头：“我不吃，谢谢了，给小孩子吃吧。”
　　“你不是小孩子？”他看着她，像看个小孩子一样。
　　“我……你没听见欢欢叫我‘姑姑’？”
　　他笑了起来，静秋很喜欢看他笑。

酒经考验

有些人笑起来时，只是动员了脸部的肌肉而已，他们的嘴在笑，但他们的眼睛没笑，眼神仍然是冷漠的，甚至是仇恨的。但他笑的时候，鼻子两边现出两道笑纹，眼睛也会微微眯缝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嘲讽的，而是全心全意的笑。
　　“不是小孩子也可以吃糖的，”他说着，又把糖递过来，“拿着吧，别不好意思。”
　　静秋只好接过糖，自我安慰说：“我替欢欢拿着。”欢欢抢上来要静秋抱，静秋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就笼络住了欢欢的心，她有点受宠若惊，抱起欢欢，对他说：“大妈叫你回家吃饭的，我们走吧。”
　　他伸出手，让欢欢到他那里去：“欢欢，还是让三爹抱吧，姑姑今天走了好多路，肯定累了。”
　　欢欢没反对，于是他走上来从静秋手里把欢欢抱过去了，示意静秋走前面。静秋不肯，怕他走在她后面看见她走路姿势不好看，或者她衣服有什么不对头，就固执地说：“你走前面，我--不知道路。”
　　他没再坚持，抱着欢欢走在前面，静秋走在他后面，看见他像受过训练的军人，两条长腿笔直地向前迈动。她觉得他既不像他大哥长森，又不像他二哥长林，他好像来自另一个家庭一样。
　　她问：“刚才是你--在拉手风琴？”
　　“嗯，你听见了？是不是听出很多破绽？”
　　静秋看不见他的脸，但她感觉就是从他的背影都能感觉到他在微笑。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哪里听得出破绽？我又不会拉琴。”
　　“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他站住，微微转过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你带琴来了没有？”他见她摇头，就提议说，“那我们转回我那里，你拉两曲我听听？”
　　静秋吓得乱摆手：“不行，不行，我拉得太糟糕了，你拉得--太好了，我不敢拉。”
　　“那改日吧。”说完，他继续往前走。
　　静秋不置可否，好奇地问：“怎么你们那里的人都会唱《山楂树》？”
　　“这歌挺有名，五十年代很流行，很多人都会唱。你也会唱？”
　　静秋想了想，没说自己会唱还是不会唱。她的思绪一下子从《山楂树》这首歌，跳到今天路上看见的那棵山楂树去了：“歌里边说山楂树是开白花的，但是今天张村长说山上那棵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嗯，有的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那树……真的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浇灌了树下的土地，花才变成红色的吗？”她问完了，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傻。她感觉他在笑，就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傻？我只是想弄清楚，才好写在教材里，我不想撒谎。”
　　“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那你相信那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吗？”
　　“我不相信，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不过这里人都这样说，就当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好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人都……在撒谎？”
　　他笑了笑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酒经考验

静秋觉得他有时说话很“文学”，用她班上一个错别字大王的话说，就是有点“文妥妥”（文绉绉）的。她问：“你--看见过那棵山楂树开花吗？”

　　“嗯，每年五六月份就会开花。”

　　“可惜我们四月底就要走了，那就看不见了。”

　　“走了也可以回来玩的。”他许诺说，“今年等那树开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回来看。”

　　“你怎么告诉我？”

　　他又笑了一下：“想告诉你，总归是有办法的。”

　　她觉得他只是随口许个诺，因为那时电话还很不普遍，K市八中整个学校才一部电话，打长途电话要到很远的电信局去。估计在西村坪这样的地方，可能连电话都没有。

　　他似乎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这里没电话，不过我可以写信告诉你。”

　　静秋吓坏了，她们一家住在妈妈学校的宿舍里，如果他写信到学校，肯定被妈妈先拿到了，那还不把妈妈吓死？从小到大，妈妈都在嘱咐她“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从来没告诉过她怎样才算失足了，所以在她看来，只要是跟一个男生有来往了，就是失足了。她紧张地说：“不要写信，不要写信，让我妈妈看见，还以为……”

　　他回过头，安慰她：“不要怕，不要怕，你说了不写，我不会写的。山楂花不是昙花，不会开一下就谢掉，会开好些天的。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你随便抽个星期天来一趟就能看见了。”

　　到了张村长家，他放下欢欢，跟她一起走进屋子。家里人大多都回来了，长芬先自我介绍说她是大姐长芬，然后就很热情地为静秋介绍每一个人，“这是二哥”“这是大嫂”，静秋便跟着她一样叫“二哥”“大嫂”，叫得每个人都很开心。

　　长芬最后指着“三爹”说：“这是三哥，快叫。”

　　静秋乖乖地叫声“三哥”，结果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静秋不知道说错了什么，红着脸站在那里。“三哥”解释说：“我不是他们家的，我跟你一样，只是在这里住过，他们随便叫的，你不用叫。我叫孙建新，你叫我名字好了，或者跟大家一样，叫我老三吧。”

酒经考验

从第二天开始，“K市八中教改小组”就忙起来了，每天都要采访一些村民，听他们讲抗日的故事，讲农业学大寨的故事，讲怎么样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故事。有时还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去参观。
　　一天的采访完毕后，小组的人就在一起讨论一下，该写些什么，每部分由谁来写，然后大家就分头去写，过几天把写的东西拿到组里汇报，大家提些意见，做些修改。除此之外，他们每个星期要跟生产队的社员们下地劳动一天。社员们星期天是不休息的，所以静秋他们也不休息。小组的成员轮换着回K市，向学校汇报教材编写情况，顺便也休息两天。
　　每个星期三和周末，张家的二闺女长芳就从严家河中学回来，她跟静秋年龄相仿，又睡一个床，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长芳教静秋怎么把被子折成三角形，静秋帮长芳写作文，晚上两个人要聊到很晚才睡觉，多半都是聊老二和老三。
　　按西村坪的风俗，家里儿子的小名就是他们的排行，大儿子就叫“老大”，二儿子就叫“老二”。但对女儿就不这样叫了，只在她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后面加个“丫头”，排行也没把她们算在内，因为女儿都是要出嫁的，一出嫁，就去了婆家，“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就不再是家里人了。
　　长芳对静秋说：“我妈说你来了之后，老二变得好勤快了，一天跑回来几趟看要不要挑水，因为你们城里的女孩讲卫生，用水多。他怕你不习惯用冷水，每天烧好多瓶开水，好让你有喝的有洗的。我妈好高兴，看样子是想让你做我二嫂呢。”
　　静秋听了，总是有点局促不安，怕这番恩情日后没法报答。
　　长芳又说：“老三也对你很好呢，听我妈说，你一来，他就拿来一个大灯泡给你换上，说你住的这屋灯光太暗了，在那样的灯光下看书写字会把你眼睛搞坏的。他还给我妈一些钱，叫她用来付电费。”
　　静秋听了，心里很高兴，嘴里却说：“他那是怕把你的眼睛搞坏了，这不是你的屋吗？”
　　“我在这屋住这么久了，以前怎么没给我换个大灯泡？”
　　后来静秋碰见老三，就要把钱还给他，但他不肯要，两个人让来让去，搞得像打架一样，静秋只好算了。她准备走的时候，像八路军们一样，在老乡的桌子上留一点钱，写个条子，说是还他的。
　　这些年来，静秋都是活在“出身不好”这个重压之下，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向她献过殷勤。在她看来，现在这种生活有点像是偷来的，因为大妈他们不知道她的出身，等他们知道了，肯定就不会拿正眼看她了。
　　有天早上，静秋起床之后，正想叠被子，却发现床上有鸡蛋大一块血迹。她发现是自己“老朋友”来了，把床单弄脏了。她的“老朋友”总是这样，一遇到什么重大事情就冲锋在前。以前但凡出去学工、学农、学军，“老朋友”总是提前到来。静秋连忙把床单换下来，用一个大木盆装了些水，偷偷摸摸洗掉了那块血迹。乡下没自来水，静秋不好意思在家里清床单，估计也清不干净。那天刚好是个雨天，好不容易等到中午雨停了，她连忙用脸盆装着床单，下河去清。
　　她知道自己现在不应该沾冷水，她妈妈很注意这点，总是把经期沾冷水的坏处强调了又强调，说不能喝冷水，不能吃冷东西，不能洗冷水，不然以后要牙疼、头疼、筋骨疼。但今天没办法了，希望沾一次冷水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静秋来到河边，站在两块大石头上，把床单放进水里。但她够得着的地方水很浅，床单一放下去就把河底的泥土也带上来了，好像越清越脏。她想：豁出去了，脱了鞋站到水里去清吧。正在脱鞋，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你在这里呀？幸好看见了，不然我站在上游洗胶鞋，泥巴水肯定把你的床单搞脏了。”
　　她抬起头，看见是老三。自从那次叫他“三哥”被人笑了之后，她就不知道叫他什么了。不管叫他什么，她都好像叫不出口一样，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切有关他的东西，对她的嘴来说，都成了禁忌，而对她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心来说，则成了“红宝书”--要天天看，天天读，天天想。
　　他仍然穿着那件半长棉大衣，但脚上穿了双长统胶鞋，沾了很多泥巴。她有点心虚，今天这么个雨天，她在这里洗床单，恐怕谁都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吧。她生怕他问她这一点，急急地在心中草拟一个谎言。
　　但他没问什么，只说：“我来吧，我穿着胶鞋，可以走到深水地方去。”
　　静秋推托了一阵，但他已经把他的棉大衣脱了，放到她手中，把床单拿过去了。她抱着他的大衣，站在岸上，看他把袖子挽得高高的，站在深水的地方，先用一只手把胶鞋上的泥巴洗掉了，然后开始很灵巧地抖动床单。
　　洗了一会儿，他把床单拿在手里，像撒渔网一样撒出去，床单就铺开了，漂在水面上，上面的红花在水波荡漾下欢快地跳动。他等床单快被河流带走、她也吓得大叫起来了，才伸出手去把床单抓回来。这样玩了几次，静秋不怕了，所以他再让床单漂走的时候，她就不叫了。

酒经考验

她不叫，他就不去抓床单，这次真的漂走了。漂出几米远了，他还没伸手抓回来，她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他才呵呵笑着，在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把床单抓了回来。
　　他站在水里，回过头望她，大声问：“你冷不冷？冷就把大衣披上。”
　　“我不冷。”
　　他跑上岸来，把大衣披在她身上，打量她一会儿，笑得前仰后合。
　　“怎么啦？”她好奇地问，“是不是……很难看？”
　　“不是，是衣服太大，你披着，像个蘑菇一样。”
　　她见他的双手冻得通红，担心地问：“你……冷不冷？”
　　“说不冷就是撒谎了，”他呵呵笑着说，“不过快好了。”
　　他又跑回河里去清床单，清了一会儿，他拧干了床单，走回岸边来。她赶快把大衣递给他，他穿回去，拿起装着床单的脸盆。
　　静秋去夺脸盆，说：“你去上班吧，我自己拿回去，太谢谢你了。”
　　他不给她脸盆：“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我上班的地点移到这边来了，正好去大妈家休息一下。”
　　回到家，他告诉她后面屋檐下有晾衣服的竹竿，他找了块抹布帮她擦干净竹竿，又帮她把床单晾了上去，然后找了两个夹子夹住。
　　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是手到擒来，很熟练，也很自然。静秋不禁好奇地问：“你怎么这么会做家务？”
　　“常年在外，都是自己做。”
　　大妈听见了，打趣他：“夸嘴呢，你的被子、床单都是我家长芬拿过来洗的。”
　　他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吹了。静秋想长芬一定是很喜欢他，不然为什么替他洗被子床单？
　　那段时间，老三几乎每个中午都到大妈家来，有时睡个午觉，有时就跟静秋聊两句。有时他会带些鸡蛋和肉过来，让大妈做了大家吃。不知道他在哪里搞来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凭计划供应的。有时他会带些水果来，那也算是稀有的。所以他每次到来，都能让全家人大开其心。
　　有时，他叫静秋把她写的东西给他看，他说：“作家同志，我知道你们大将不示人以璞，不过你写的可不是璞，是村史，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静秋拗不过他了，就给他看。他很认真地看了，还给她，说：“文笔是没得说了，不过让你写这些东西，真是……浪费你的才华了。”
　　“为什么？”
　　“这都是些应景的文章，一套一套的，没什么意思。”
　　这些话总是把静秋吓一跳，觉得他真的近乎反动了。不过她也实在不喜欢写这些东西，但不写又没办法。
　　他一见她为写东西犯愁，就安慰她：“随便写写就行了，他们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写这些东西不用费那么大脑筋。”
　　她见没人的时候，就问他：“你总说‘写这些东西不用费太多脑筋’，那写什么东西才值得费脑筋？”
　　“写你想写的东西的时候，就费点心思。你写过小说、诗歌没有？”
　　“没有。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小说？”
　　他饶有兴趣地问她：“你觉得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小说？我觉得你是个当作家的料，你有很好的文笔，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双诗意的眼睛，你能看到生活中的诗意……”
　　静秋觉得他又开始“文妥妥”了，就追问：“你总说‘诗意’‘诗意’，到底什么是‘诗意’？”
　　“按以前的说法，就是‘诗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你懂这么多，为什么不写小说呢？”

酒经考验

“我想写的东西，肯定是没人敢发表的东西；能发表的东西，肯定是我不愿意写的东西。”他笑了笑说，“你可能一进学校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我是读到高中才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我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肯定比你深。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想考大学，进清华北大，不过生晚了点……”
　　“那你为什么不去当工农兵大学生？”
　　他摇摇头：“那有什么意思？现在大学里什么都学不到。你高中毕业了准备干什么？”
　　“下农村。”
　　“然后呢？”
　　静秋很难受，因为她看不见自己会有什么“然后”。她哥哥下农村好几年了，总是招不回来。她哥哥小提琴拉得很好，县文工团和海政文工团都有心招他去，但一到了政审就给刷下来了。她有点伤感地说：“没有什么‘然后’，我下了农村，肯定招不回来了，因为我家--成分不好。”
　　他很肯定地说：“不会的，你一定能招回来，只是迟早的问题。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远，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说不定到你下农村的时候，政策就改变了，就不用下农村了。”
　　静秋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会有这种事情？他一定是在安慰她，反正她下不下农村、能不能招回来跟他无关，他这样说说也不用负责。说到这些，静秋就觉得跟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他说过他父亲是当官的，虽然也挨了些整，但现在似乎已经没事了，所以他没下农村，直接进了勘探队。她觉得他这样的人，跟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不可能理解她的那些担心。
　　“我要写东西了。”她懒懒地说，然后就装模作样地写起来。他也不再说什么，有时坐在那里打个盹，有时跟欢欢玩一玩，到时间了，就回去上班去了。
　　有一天，他给她拿来一本厚厚的书：“《约翰·克里斯朵夫》，你看过这本书没有？”
　　“没有。”
　　他把书留给她看，说这只是其中的一集，你看完了这本就告诉我，我再拿其他的给你。
　　后来静秋问他：“你怎么有这些书？”
　　“都是我妈买的。我爸是当官的，但我妈不是。你可能听说过，解放初期，颁布了新婚姻法，很多干部都把他们乡下的老婆离掉了，在城里找了年轻漂亮、知书识礼的女学生做老婆。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女学生，资本家的小姐，可能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嫁给了我爸爸。
　　“但她觉得我爸爸根本不能理解她，所以她内心永远都是苦闷的，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书本之中。她爱买书，她有很多书，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胆小，就把很多书烧掉了。我跟我弟弟两个人藏了一些。这书好不好看？”
　　静秋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
　　他又像看小孩子那样看着她：“这些书都是世界名著，只不过--现在在中国遭到这种厄运，但是名著终归是名著，是不会因为暂时的遭遇就变成垃圾的。你还想看吗？我还有一些，不过你不能看太多，不然你的教材写不出来了。要不，我帮你写？”
　　他信手帮她写了几段，说：“西村坪的村史我熟得很，先写几段，你看看你老师、同学看不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再帮你写。”
　　后来小组讨论的时候，静秋把她那几天写的东西拿给大家看了，似乎没人看得出那几段不是她写的。于是他就成了她的“御用文人”，他每天中午帮她写教材，她每天中午就看他带来的小说。

酒经考验

这一天，静秋跟教改小组的人到村东头去参观黑屋崖，这里是个大山洞，听说抗战期间曾经是抗日救国人员的藏身之地。但后来被汉奸告了密，日本鬼子包围了黑屋崖，二十多个藏在那里的伤员和村民被堵在里面。日本鬼子放火烧了那个山洞，跑出来的被乱枪打死了，没跑出来的就被烧死了。到现在还看得见被烟熏黑的洞壁。
　　这是西村坪村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教改小组的成员都听得热泪盈眶。参观完后，本来是吃饭时间，但大家说革命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晚点吃饭都不行吗？于是大家顾不上吃饭，就开会讨论编写这一课的事情，一直到下午两点才散会。
　　静秋回到大妈家，没看见老三，心想他肯定来过了，现在又回去上班了。她匆匆吃了点剩饭，就赶着写今天听到的东西。但是到了第二天中午，老三没有过来，静秋有点惶惑了，难道他昨天来了，发现我不在，就生气了，再也不来了？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能让老三为她生气？
　　跟着有好几天，老三都没有再出现。静秋开始失魂落魄了，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写东西也写不出来，吃饭也吃不好，老想着老三到底为什么不过来了。她想问问大妈他们，老三到哪里去了，但她不敢，唯恐别人误会她跟老三有什么。
　　傍晚的时候，她带着欢欢做幌子，去工棚那里找老三。到了勘探队的工棚附近，没有听见手风琴声。她在那里流连了好一阵，但不敢到工棚里去打听老三的下落，只好怏怏地回来。后来，她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旁敲侧击地问大妈：“欢欢刚才在问三爹这几天怎么没来……”
　　大妈也很迷惑，说：“我也正在说老三怎么好几天没来了呢，怕是回去探亲去了吧。”
　　静秋心里凉了半截，他探亲去了？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她从来没问过他结婚了没有，他也从来没提过他结婚了没有，长芳从来没说过他已经结婚了，但长芳也没说过他没结婚。他说他上高中了才遇到文化大革命，那他应该比她大六七岁，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才上小学二年级。如果不响应晚婚的号召，他恐怕也可以结婚了。想到他已经结婚了，她的心好难受，总觉得他骗了她一样。但她把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都拿出来想了一遍，又觉得他没骗她什么，两个人就是在一起聊聊写东西的事，没说什么别的，也没做什么别的。
　　那个玻璃板下面有他一张照片，很小，一寸的，像是为办什么证件照的那种。没人的时候，静秋常常盯着那张照片出神。她觉得自从遇见他，她的无产阶级审美观已经完全彻底地被他改变了，她只爱看他那种脸型，他那种身材，他那种言谈举止，他那种微笑。什么黑红脸膛，什么铁塔一样的身材，统统都见鬼去了。
　　但是他却不再露面了，难道他看出什么，所以躲起来了？她想到过段时间，她就会离开西村坪，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只不过是几天不露面，她就这么难受，那以后永远见不到他了，她该怎么办？
　　很多时候，一个人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人，都是在跟他分别的时候，突然一下见不到那个人了，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对那个人产生了很强的依恋。
　　静秋只觉得害怕，这种依恋的心情，她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好像她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把自己的心放到了他的手上，现在就随他怎么处置了。他想让她的心发痛，只要捏一捏就成；他想让她的心快乐，只要一个微笑就行。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明知道两个人是不同世界的人，怎么还会这样粗心大意地恋上了他。
　　也许所有的女孩，特别是家里贫穷的女孩，都做过灰姑娘的梦，梦想有一天，一位英俊善良的王子爱上了自己，不嫌弃自己的贫穷，使自己脱离苦海，生活在幸福的天堂。但静秋不敢做这样的梦，她知道自己不是灰姑娘。灰姑娘穷虽穷，但她长得多美呀！而且灰姑娘的父母也不是地主分子或者历史反革命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