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香格里拉”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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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洛克受美国农业部派遣，来中国云南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种。这是他渴望已久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自鸦片战争以后，动植物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边疆便成为了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英，法，俄等国的植物学家纷纷到这里来分一杯羹。洛克在这方面的“职业素养”自然也毫不逊色。当时美国农业部的大卫·费乐德告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洛克正巧在云南考察，《国家地理》杂志于是同意为1923年2月洛克在云南的探险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资助下，在短短几个月内洛克就收集了60000件植物标本、1600件鸟类标本和60件哺乳动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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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洛克闻名遐迩的，还是他给《国家地理》写的那些文章。这些文章虽然都是洛克的“副产品”，但每篇稿酬高达1500美元。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基本的背景：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土匪滋扰层出不穷，贫困的边陲之地，土司与活佛的故事，一个奇特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隔绝的世界。从洛克的行文来看，既动人心魄又虎头蛇尾，难怪《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对他的文章曾经大加指责：“缺少想象力，不能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而且随心所欲，毫无章法，废话连篇，不知所云。”经常需要重新改写，作为一位装备一流的职业探险家，他缺乏最基本的地理测绘常识和训练，绘制的地图粗枝大叶。但这就是这位业余水平的地图绘制者，抗战时期曾为美国国防部地图署工作，为驼峰航线的开辟做出过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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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对山峰高度的测量曾屡屡漏洞百出，从来没有正确过一次，在1930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洛克声称位于青海的阿尼玛卿山高29661英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70年代我国的地理学家终于确立了阿尼玛卿山的高度只有6282米（20730英尺），比起珠峰的8848米（29198英尺）实在可称得上是个小弟弟。以至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编辑再也不敢轻信洛克后来的那些“伟大的地理发现”，如1930年2月27日，他又给《国家地理》发电报，称“明雅贡嘎山为世界最高峰，高30250英尺”可是到1930年10月这个数字又缩了水，缩为25600英尺，但仍比实际高度高出许多，作为一个地理探险家，没有配备经纬仪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难怪有人说，洛克是用沸点温度计、无液气压计、测角器、棱镜罗盘和自己的想象来测量山峰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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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该杂志社深恶痛绝的是，1927年，洛克带两个纳西族助手到华盛顿学动物标本的制作，但洛克却屡屡干扰助手的学习，甚至带他们坐飞机在华盛顿的上空一览秋色。另一方面，洛克也常常对杂志社改变“他文章的意思”大发雷霆，双方的舌战从来没有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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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该杂志社的助理编辑格雷夫斯说过一句公道话：“洛克是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师之一，是一位成果丰硕的探险家和地理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最坏脾气的人。”1928年，洛克在木里的贡嘎岭为该杂志拍摄的彩色照片就有243张，黑白照片有503张，此外还采集了700件鸟类标本。1929年的贡嘎山之行他为美国农业部采集了317种植物，单是杜鹃花一项就有163种，共计30000件植物标本，1703件鸟类标本，为地理杂志摄制了900张彩色照片，1800张黑白照片，而且大部分的照片都是在条件艰苦的野外冲洗，特别是5乘7寸的彩色玻璃板。在20世纪2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洛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这些变迁中的历史图景，现在大多已荡然无存，在保留中国西南自然生态的原始图像与边民的社会生活画面方面，这一成就后人根本就没机会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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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最大的成就也许还在于与当地的军阀和土司头人搞好关系，这是他一切探险活动的基本保障，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自称为“洛克博士”。有证据表明，为了取得大学的教职，他曾伪造过维也纳大学的学历，尽管从未取得过正式的学位、得到过荣誉学位的他对“博士”这个头衔是多么地洋洋自得。洛克在云南的地理探险完全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说，他比金登·沃德和乔治·弗瑞斯特等植物学家和其他如法国的亨利·奥尔良等四方冒险家要晚，另外，从地域上来说，范围也主要限于滇西北，而英国的H·R·戴维斯少校在1894至1900年间曾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行程数千公里，对云南的地理与风土人情了如指掌。金登·沃德和戴维斯少校早在洛克之前就探访过木里，洛克明明知道这一点，但膨胀的虚荣心却忍不住为自己贴金，在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吉尔伯·特格多斯文的信中他曾自豪和避实就虚地写道，“没有一个白人在2月末月蚀时曾踏足过木里王国。”虚荣心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白人至上主义有关，只要是白人没有去过的地方。阿尼玛卿山坐落在黄河上游的拐角处，顾影自怜的洛克在那里情不自禁地写道：“自创世以来，从没有白人站在这个地方”。这也许是那个时代所有西方地理与人文发现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这个有着优越感的白人却几乎无法与大多数白人朋友们和平共处，每次与白人朋友同行都是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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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的云南，除了一条摇摇晃晃的滇越铁路外，自古以来惟一能在高原上畅通无阻的交通工具便是马帮，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洛克的马帮之旅为他们展现了一个神秘的领域。30年代曾与洛克一起在云南旅行过的埃德加·斯诺有过这样的感慨：“马帮，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字眼，这蕴藏着神秘，蕴藏着不可知的推动力。”洛克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常常携带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这对于野外生活则显得过于奢侈，斯诺曾写道：“洛克习惯于野外生活，他有种种巧妙的设备，可以帮助一个孤寂的漫游者忘记却自己已经远离家室，远离亲人，远离美味佳肴。他有许多天才的发明，如折叠椅、折叠桌、折叠浴缸、热水瓶等等。无怪乎他所到之处，当地人敬畏之余无不把他看作一位外国的王爷。我本人能侧身于他的侍从之列也深感荣辛……这种生活确有一种乐趣，现在我才理解了洛克对这种生活的热爱，率领着自己的马帮，享受着一种特殊的激动人心的责任感，因为你对你的手下人和你自己的生命要负责任，日出之前的一个小时出发，在朦胧的朝雾中骑马前进，徒步爬山，爬得你四肢筋疲力尽，在日落时分到达一个从未见过的河谷，不知道晚上在什么样的房间铺床睡觉，别的什么也不指望，只想安安稳稳地睡上这好不容易才挣得的一觉。这些都是最简单最原始的需要，但满足这些需要后所得到的兴奋和激动，却是那些常年居住在城里，只和大马路打交道的人永远感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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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洛克在云南的行走最初是以掠夺植物的商业目的为出发点的，当猎奇的目光扫过自然的风光和土著居民原始的生活状态时，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正是西方媒体所需要的“商业素材”，他挣到了钱，出了风头。而当他发现当地的民族文化所蕴藏的无穷魅力时，便请求《国家地理》杂志资助对纳西东巴文献的研究，但该杂志所关心的更多的只是读者的趣味和文章图片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而洛克的要求与这一切却背道而驰，于是断然拒绝了洛克的请求。此时，采集植物这项工作也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洛克与美国农业部、哈佛植物园的合作关系即不欢而散，这使洛克十分恨透了西方工业社会的冷酷与无情。尽管中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但与欧洲残酷的现代战争机器相比，洛克认为中国的土匪和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是业余水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遥远的云南仍算得上是和平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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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洛克已完全没有了收入的来源，然而却义无反顾地变卖所有家产，带上所有用来养老的积蓄回到他曾咒骂不已的中国西南边疆，从此，他与赖以谋生的植物学分道扬镳，全身心地投入对纳西文化的研究。30年代后，洛克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昆明，为寻找民族研究的相关资料，他一次又一次地外出旅行，漫游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地，有时也回欧洲和美国。旅行是他的生活方式，有时这种生活方式的代价会变得不可思议，1936年2月3日，阳光明媚，洛克这天自己包租了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昆明号”从云南府飞到了丽江，在丽江停留几个小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为了在空中俯瞰高山和大地。抗日时期，洛克曾怂恿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行员带他穿越虎跳峡，并说虎跳峡只有12米宽，（现在的虎跳峡最狭窄的地方都有27至30米）并下命令低飞拍照，该飞行员后来回忆说，幸好当时刮起了大风没有低飞，不然洛克这家伙准会让他们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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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的生活方式令他选择了独身，然而令他备感孤独的却是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没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这项工作使他耗尽心血，经济上陷于破产的边缘，年老多病的他常常感到绝望，洛克常常在日记写道：“今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30年代末，他时常想到自杀，为了防止自杀，他曾要求美国住昆明领事保罗·迈勒帮他保管手枪。斯诺说他是乐天精神与孤独性格的奇妙结合，在经历悲观与绝望后，他往往很快会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