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米生命高度》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8-1 15:54:00

谨以此书献给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谨以此书献给北大山鹰社十周年 
八千米生命高度 
——北大“雪山之鹰” 
 
北京大学山鹰社/北京大学登山队著 
肖自强/尹楠执笔 
 
辽海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四月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8-1 15:55:00

目录 
 
序（一）……………………………………………… 
序（二）………………………………………………肖自强 
 
引言 
 
山鹰试飞 
“雪山！雪山！” 
玉雪溪边汲水 
恐怖而银白的世界 
苍茫的冰原 
 
生命从悬崖跌落 
飞向西藏 
人在旅途 
雨雾低垂 
悬崖上的夜 
 
梦圆慕士塔格 
卖方便面的故事 
王老师 
“慕士塔格国际村” 
月亮是红色的 
火辣辣的伊犁特曲 
“Don't Break My Heart” 
 
走向长江源 
长江源 
前站记事 
从北京到江源 
风雪飘摇 
翻越“博雅卡” 
长江之歌 
 
与山神共舞 
“夜叉神住在高贵的雪山上” 
先行一步 
冰塔丛林 
雾锁的世界 
 
叛逆者的天堂 
“青黄不接” 
轧轧牛车路 
绿草原就是家 
哈龙河之夜 
当草莓再一次成熟 
顶峰的世界 
附录：关于登山的随想（罗述金） 
 
回溯起点 
在路上 
八月四日 
八月九日 
八月十日 
 
八千米生命高度 
北大南门的心情 
满地的霜花 
大自然最宠爱的儿子 
生命顶峰 
尾声 
 
雪山红颜 
 
附录：北京大学山鹰社编年简史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8-1 16:17:00

序言 
肖自强 
 北大山鹰社不是一个一般的社团，它是我研究生生涯哲学以外的另一个寄托之所。我讴歌它，就象我常常讴歌风，讴歌草原风。在钟铃飘零的风中，我发现飘逝的哲学；在马嘶横断的草原风中，我发现横生的生命；在十年坎坷的山鹰社，我发现真正的人生。一个细节无法充实和丰富人生。山鹰社所有断想式的细节以灵动的光芒澄明我的人生，澄明所有的人生——一种成长，一种长大。 北大山鹰社成立于中国改革的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人探索和改革的二十年，也是北大人探索和改革的二十年。北大常为新的、进步的、运动的先锋。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处在变革中，北大也不例外。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经京师大学堂成雏，在五四运动定型，后有发展和丰富，在十年文革遭受严重摧残。改革开始，中国革故鼎新，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不再仅仅是恢复，而是在恢复中进行全面探索和再造。改革的第一个十年，未来性质晦暗不明，万千事物处于尝试阶段，躁动弥漫神州大地。新的经验在积累，在向新形式转化。 第二个十年，新事物开始稳定下来，如市场经济。北大登山队在这个十年的第一年成立，虽然依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可以破冰前行了。因此，我们的十年，也是探索的十年，是中国人探索大潮中的一浪。人们常说，因为有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光荣历史，北大社团始终在一种平等、自由的气氛中交流思想和观点，每一个参与者从纵横深广各个方面编织自己全新的知识结构和意志结构。北大山鹰社至少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一个是北大传统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表现或者说新质，一个是当代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成材之路。这两个探索统一在山鹰社和登山队的发展上。也就是说，我们尝试在与雪山的磨砺中探索北大传统的新形式，探索自己的成长之路。 没有登过大山的人，永远只会仰头望着世上的一切。人们用“攀登高峰”来形容某种积极的人生状态或精神状态。无论作为物理运动和心理态势，“向上”也一直被人们议论和讴歌。然而攀登雪山这一功利不明且艰辛无比和风险不定的运动，尽管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精神上和物态上，最能体现和象征“攀登高峰”与“向上”这两种状态，也许是因为许多人望而却步，参与者稀少而很难进驻人们的话语。它作为科学考察活动和作为人生业余活动，哪一种意义更大？可以这样讨论吗？谁来讨论？在校大学生攀登雪山有什么意义？在文学、哲学和艺术等中，这一系列问题确实罕见。至于现代登山和古代山崇拜之间的关系更是由于研究者或说话者对此的间隔而被人们忽视。在各种人文文本中隐约出现的雪山形象及其故事也以支离的样态存在。 1999年4月1日是北大山鹰社十周年社庆。尽管已经进入中国改革的第三个十年，在中国，它仍是一个飘忽在人们视野以外的话题。回顾十年，我们不得不想起那个经常遭遇到的尴尬——人们反反复复地问：“你们为什么要去攀登雪山？”，我们常常无言以对。因为这个问题，在某些人那儿，预设了两个质问，一个是攀登雪山有什么意义，质问的前提是在中国，高山登山运动尚未普及，在人们的心目中，登山者，或者更广一点，探险者，是一群不可思议的人，极端的说，是一群疯子。另一个是北大学生为什么要去登山，质问的前提是人们认为登山是一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北大学生去登山，仿佛是去挖煤，或者当清洁工，或者说是亡命徒，浪费青春、才华和钱财；这个质问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即这些学生不务正业，有违北大精神。但我们还是把它看作一个纯私人性的问题，并努力地尝试着去回答，然而，这样更使人难以回答。 著名登山家梅斯纳尔曾经这样说：“我常常在登山中进入这种使人感觉到被融入无限之中的景色。在这种情景中，许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此我没有答案。如果你不信宗教，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存在的，可以得到的解释仅仅是你生命中的某一部分被激发起来了，开始寻找生命的目的。对我来讲，以上那些问题就是不存在的。我所想的是集中注意力攀登，奋力向上，也可以说我的这种信念把我的问题抵消掉了。” 坚定的信念和坚定的行动把许多貌似深刻、实质有点虚玄的问题抵消，这是一种实践和生存中的人生，而不是那种停留在怀疑这一点上的静物。有人把攀登雪山的动机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以夏尔巴人为代表，主要是通过给登山家做向导和挑夫以谋生，因为对于夏尔巴人来说，攀登雪山，就像在自家的后院散步。第二类是以哥伦布为代表，追求最大利益。因此有人说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对利益的追逐，是人类所有冒险活动中最强大的一种驱动力。第三类是以现代登山之父索修尔为代表，他是现代探险的纯正源头——了解自然本身，对大自然进行的科学探索和对人的极限能力的探索。第四类是以中国60—70年代的登山为代表，政治借用登山的象征意义——表现民族的英勇气概，激励国民的奋斗精神。我们认为不止这些，至少还有一类非理性的动机，即仅仅是为了体验极限中的生命，美国登山家卡瑞·迪克生说：“只有在高山之巅你才能感觉到象水晶般对生命的眷恋。”我们还认为，一次登山活动，往往不能以一种动机去猜测。譬如我国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活动，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就提出登山队、探险队和科考队三位一体的要求。对于登山家来说，也许可如梅斯纳尔所说，不存在那些问题。但对于以登山为人生业余活动的人来说，不能不把对生命的体验放到首要位置，这种体验也许就是梅斯纳尔所说的“生命中的某一部分被激发起来了，开始寻找生命的目的”。 在我队，这些问题只有在其所在的特殊时代和所处的特殊情境中，在一种烙上历史性和通融性印记的个性状态中，被我们以生死大限和集体孤独的形式印证、丰富和进一步展开。北大山鹰社向来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换言之，是把在与雪山磨砺中所形成的气质和精神上升为某种凝固性的文化。北大校党委书记任彦申曾饶有兴趣地使用“山鹰文化”这个词。“山鹰人”的说法也在北大师生广泛流传。北大山鹰社内部有“山鹰社的氛围”这种诉求。这些定型的说法，犹如俗语、成语和谚语等，往往包涵历史的深蕴，即表明北大精神与雪山之间的磨砺，使山鹰社已经具备某种凝聚性的文化性精神内核。 可以说，在北京大学大背景下，伴随登山必然具有的面对生死大限和集体孤独的某种精神气质，与紧密相关的文化建设相辅相成，形成一种共在的“氛围”，共同构建“山鹰文化”的硬核。也就是说，体育和探险仅仅是北大登山队活动的最表层构成，尽管也是叙事的基本框架，但活动（攀登雪山）和活动人员的特殊性（一群深受北大历史、文化和精神熏陶的经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使得表层叙事底下流动着丰富的关于人类行为和个体行为的阐释的可能性。我曾说：“它是那么富有内涵和长韵，厚实而圆满，一种经历死亡和大限、参透意义之幽暗的热爱生命、享受生命，一种腹怀高原之沧桑和雪山之雄丽的欢乐。”“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一种氛围，可以说是以曾在雪山、草原和戈壁磨砺的登山队员为核心，与此精神相契行为相合的山鹰社成员共同拥有和体现的某种精神；是在荒凉、辽阔和苍茫中以默契和集体享有某种深远的孤独，及在生死边缘相互救助共同体验雪峰的崇高和恐怖必然伴生的某种气质。它是一种传统，富有原创力，贯注于山鹰社的日常生活，并永久地存在下去。 
 正如北大山鹰社的“山鹰之歌”： 
 存鹰之心于高远， 
取鹰之志而凌云， 
习鹰之性以涉险， 
融鹰之神在山巅。 96年下半年秘书处推出16字社训概括本社精神，遭到各部反对，大家总觉得不如“山鹰之歌”来得有劲、有味。在数字化时代，许多模糊的事物似乎清晰起来，但厚实圆满的精神，用一个象征物标志也许更加切当，也可以说这是象征还能缠住人类的原因。“鹰”包含的内容和暗示的精神太丰富，太迷人，不仅具有理性的雄辩，还焕发感染的光辉。 或者如北大山鹰社社刊《山友》某期刊首语所言： 
 包容乃大，蕴蓄乃厚，腹怀天地之和美而有山之静，静之山，默然以对天老地荒，沧桑人世。 我们是山之子。 元亨利贞，厚大乃化，品物流形之极静，而育鹰之灵、鹰之志、鹰之骨和鹰之翔。 我们是鹰之子。 峰巅凌云，山鹰回眸，化一曲长啸：忆不尽的山之姿，山之神，抒不尽的山之情、山之恩。 鹰音绝响。山鹰。我们。 鹰之音于粗壮的喉萌动，如火山，要喷薄。 所谓生死大限，即，与其说在攀登过程中提升人的极限，无如说这种提升却是在生死临界点处提升。人只有一次生命和一次死亡。生死之间只有大限，没有极限。尽管人与雪山之间的物质技术关系一直在发展着，但是现在还是处于保险系数较小的阶段，更何况一无所有的北大登山队。在这种大限的照耀下，所有间接的直接的关系和所有的澄明的和晦暗的事物都真切如初。人与雪山之间的经验技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协作关系等等都在这一刻回到事物本身，充实参与者的人生的经验空间和立义空间。呆在校园中的人生不再仅仅拥有从书本中获得的想象性的经验。 所谓集体孤独，是对这样一种状态的描述，这种状态，既是孤独的，又是集体的。孤独感是那么的真实和刻骨铭心，集体感是那么的实在和铭诸肺腑。七八个人，或者十来个人，虽然算得上一个小群体，但是在雪山皑皑、荒漠茫茫、天清云淡中，或者在月失天黑、狂风聚雪中，说话还未出声，就被风刮走；人影还未立定，就被雪搅乱；视线出篷，放眼千里，寻不着语声灯影；踏步荒野，橐驼有声，寻不着他踪他迹，一阵阵风刮过篷顶，风声呜咽，一阵阵孤独透心。人太渺小啊！人在天地之中，毕竟渺小了一点；念天地之悠悠，怎能不怆然而涕下。这种孤独确确实实是来自人与天地相对之间。来自人与天地相对的孤独是本体的孤独，因为它不缺友情和温馨。几个人结组在一根绳上，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对方。这是何等的相托！虽然在雪山上不提倡随意的舍身救人，也就是说在登山遇险中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则，一是救自己，二是救你可以救的人，三是如有选择，你应该救最有机会生存下来的人，换言之，在雪山上，在很大的意义上，我们只能从事肯定性或者正向的活动，如安全地攀登，而如需要急救、雪崩等之类否定性的活动最好不要发生。但是我们在雪山上还是要求生命相互托付，为自己，为队友担起责任。探险队伍里最忌讳两种人，一是缺乏合作精神，不能正确对待自然和人，个人英雄主义时时作祟的自大狂；一是固执己见，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不听从指挥和不配合集团作业的偏执狂。在人不相互依存就不能生存的条件下，以上两种人，哪怕队伍中只有一个，就会“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因此登山中的生死大限照出这个小群体的集体性，几个人之间的集体性，或者说生命的相互性，个体的相互性。人与天地相对之间的孤独袭来之际，这种集体感油然而生，天地也得动容，谁不激动不已？激动——人生的纯粹。 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探索。我们编织和叙说这种状态。陈平原在《北大旧事》的“代序”《老北大的故事》中写道：“大凡历史少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 我们——“山鹰人”叙述的故事，能否进入“北大风景线”行列，与“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一类的旧事并列，史意难测，我们也无此奢望。但我们自豪，因为我们的故事独成燕园一景——在人与雪山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和想象的所有关系中发生的的当代青年和当代大学生的故事。里面有蓝冰莹影，有茫茫雪原，有咋雪咋晴，有狂风骤雪……无论作为群体和个体，“山鹰人”富有特色的人生和命运，将成为故事的中心。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故事也可以当作个案材料，全面展示或揭示人与雪山之间所有的关系，包括在某种特殊的共同处境中的雪山的命运、人的命运、雪山与人共在的命运。 我们的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的登山活动和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的登山活动的统一，这种统一无疑生成在人类精神和北大传统的大背景中。登山，特别是雪山攀登，不仅仅是登山。人类需要这样的叙事和展开。一种探索性的叙事。 
北大山鹰社在再造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中发生过作用吗？92年7月，率先支持山鹰社，并愿为山鹰社承担部分责任的林炎志副书记给北大团委写道：“这个社有几个特点对校园文化、北大传统有重要的‘平衡作用’——1、重实际训练，平衡唯理性思维；2、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平衡‘温馨’的‘小圆香门’气；3、接触社会，接触‘老少边穷’，平衡闭门造车的学府气。”1994年北大团委社团部部长赵健武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山鹰社’代表了我们北大社团活动的主流。”认为北大社团活动有一个新特点，那就是一味清谈、侈谈“主义”的社团少了，旨在锻炼个人能力，参与社会的社团多了。并且指出两年前，象山鹰社这样的社团极少，而现在已有30多个。最后该报指出此类社团的两个特点，一是组织严密，二是鼓励社员投身社会，全用山鹰社为例。（《北京青年报》1994年8月5日）1998年，党委书记任彦申使用“山鹰文化”一词。这表明山鹰社在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的再造中所起的作用。 北大山鹰社以攀登雪山为主要活动，但是它还有攀岩、科考和郊游等活动。每年春秋开学初，面向全校师生招新两次，成立至今，北大山鹰社注册社员已经超过2000多人。每周两次体能训练，周末一般有郊外攀岩，爬山和制作植物标本等活动，寒假有以攀冰和定向越野为内容的三天冬训，每年暑期一般组织两个重大活动：面向老少穷边区的社会考察活动和攀登雪山活动。每年还有许多面向全校的活动。北大山鹰社的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无论在实质上和影响上，已经成为北大学子日常生活的氛围之一。她用自己的精神和气质，行动和观念时时刻刻在暗示和提醒另一种亮丽人生的存在。 北京大学登山队开辟中国民间高山登山探险活动的新纪元，是我国民间颇具实力的一支业余登山组织。自筹资金，自我管理，自担风险，由公司企业提供赞助，每年攀登一次雪山。它已经积累许多装备和经验，培养出三名国家登山健将、9名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和许多国家二、三级登山运动员，为发展中国群众性登山事业创出新路子，也展示了中国当代大学生、当代青年及北大人的风采，是北大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一次“共建我们的山鹰社”问卷调查中，收回的299份答卷，也肯定了北大山鹰社体现了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尽管对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从来没有一定的解释，但北大学子在一种感觉中把握这一点和指出这一点。 关于作用，如果接着林副书记的所谓的“平衡作用”谈，北大山鹰社认为还有第四个平衡作用：团队精神与个体自由精神的平衡。据早期队员高新东回忆，山鹰社创始人之一李欣当年确实有向世人表明北大人并非一盘散沙，而是团结之类的想法。不能说北大在新时期的这些新特点是山鹰社创立的，但可以说她比较早地参与了这些特点的形成，而且持之有恒，卓有成效。 实际上，在前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北大山鹰社不仅仅是参与再造北大，而且形成自己的文化和精神，从而构成“北大文化”下的“亚文化”——“山鹰文化”。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前面已经充分展示，在本书正文中，还会细致入微的表现出来，这里不再甲乙丙丁式地概括，概括后的东西毕竟不那么鲜活。 当然我们也是在探索我们的成长之路。只有在成长路上才有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的再造可言。这些有北大传统的青年学生的登山动机、思想和感受是什么呢？这些有雪山经历的大学生是如何理解人生、责任和雪山的？他们去登山对人类精神、高等教育和青年成长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都有关我们成长；它们的答案就是我们的成长的轨迹。成长，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而是全面的发展。正象女队员张天鸽所写：“那个关于雪山的永久的梦想永远留在心里，没有什么风沙能将它打磨褪色，这不仅是关于攀登，也是关于成长与爱，关于生命与自由。”做二十一世纪的青年，做二十一世纪的主人，这才是成长。一切的议论必须参照这一点展开。二十一世纪是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的世纪，是社会人全面个体化的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是互当责任、和平共处的世纪。我们在人与自然的亲和力中成长，在生死大限中成长，在集体孤独中成长，在走向事物本身中成长，在爱与友谊中成长，在洁白的精神中成长，这是什么样的成长啊！ 这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成长。 我们的队员平常如灰色的衣服，一个个的模糊在芸芸众生中，但久久地凝视，灰色中镶嵌的金丝澄亮着一片光芒，当他们汇聚在一起，这片光芒照亮一块心地。 我们平凡，但不平庸。 我们参与“共建二十一世纪”。 我们既是雪山上空的鹰，也是未名湖上空的鹰。 我们在雪山上一点红或者一点绿，将给你展示我们的真实。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8-1 16:24:00

引言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北京大学南门前的，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一群人手牵手围成一个圈，圈里无人，圈外人山人海。所有的头扭向东边，似乎在等待。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倒计时牌：003天。校庆还差三天呢，他们挤聚在南门，干什么？——“热烈欢迎北京大学登山健儿远征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凯旋！”巨大条幅横披南门拱券，整个街道随来往的车流红光飘忽。 “来了，来了……”有人喊道。川流不息的车河中，一辆面包车缓缓地停向北大南门。人流汹涌而上，一片混乱。 首先下来的是北大卓奥友登山队队长曹峻，镁光闪闪，话筒频频，记者们使出浑身招数，狂轰猛炸。曹峻没听到一个问题，只是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第二个下来的是总管后勤的储怀杰，个子高大，胡子拉杂，俨然一个草莽英雄。记者们有把话筒转向他。他不用记者多问，知道记者需要什么似的，侃侃而谈。 第三个下来的是第一攀登队长、登顶队员唐元新，身着奥索卡服，脸部是紫外线晒成的黝黑…… ………… 从下车到南门正中的麦克风不到五米，十多名队员走了十分钟左右。 在校的山鹰社社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被冲散后不久，立即调整，胳膊圈胳膊，围成一个足够欢迎仪式正常举行的圈子；无论记者和围观者，一律强制挡在圈外。 麦克风左边，登山队员一字排开；右边，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北大前校长吴树青、中国登山协会前常任副主席王凤桐等领导一字排开。北大副校长林钧敬亲自主持欢迎仪式…… 
这是一个激动的场面。这是一个振奋的时刻。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华诞。她的学子——北大山鹰社成员用攀登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的壮举来祝贺她的生日。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物。不仅仅因为它的高度。 中国大学生自己组织的登山队第一次突破8000米！ 中国群众性登山运动第一次突破8000米！ 北大山鹰社经过八年的攀登，不断地向上，向上，向上，终于突破8000米。 人们总是用“攀登高峰”来形容某种积极的人生状态或精神状态。无论作为物理运动和心理态势，“向上”也一直被人们议论和讴歌。向上，是人类精神的核心，是人类不息的追求。北京大学山鹰社和北京大学登山队就是这样走向8000米！

天南地北 · 发表于 2006-8-6 19:57:00

不错，收到。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8-6 23:39:00

7月20日晚，踏上征途。火车径穿中原大地，满载队员们的憧憬、兴奋。过黄河，翻秦岭。外佳景多变，不得不折服惊叹祖国江山之多娇；连日苦读迎考的疲惫荡然无存。 22日清晨，睁开惺松的睡眼时，窗外的平原风光使人屏息凝眸：无际的田野平铺在朦朦雾气中，浓荫掩映下的村庄不时从眼前掠过，一切都仿佛刚在水中洗过似的，绿油油的，透出一股挡不住的秀气。啊，天府之国就这样来欢迎他们！车轻快地驶着，好是宁静。 出了火车站，迎来成都崭新的夏日。沉重的行李压在肩头，却丝毫未减初来乍到的众人的好奇心。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两边树木葱郁，楼房栉比，店铺林立；马路很宽敞，仍有拥挤之嫌。这座繁荣而喧闹的城市就是我们旅途的第一站。本来应该在采购物资后立即赴藏的，不想买机票难比上天，一住就是八天。 西南重镇成都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古城之一，座落在成都平原中部，有都江堰自流灌溉，沃野千里，水旱从人，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现在，成都市作为西南铁路交通枢纽和省会所在地，发展尤为醒目，冶金、纺织、航空、食品业颇为发达，传统手工业诸如蜀锦、蜀绣、漆器、竹编、银丝制品，更是别具魅力，名传四方。 成都人热情爽快，体贴大方，是个民风淳朴的好地方。登山队抵达铁路局招待所，正值骄阳似火的中午，经理很客气地接待我们，见个个风尘仆仆，汗流浃背，二话没说，通知锅炉房师傅破例放热水开放澡堂，真把大家乐坏了。成都的商品经济和服务业十分发达。曾去旅社附近的荷茶池市场买东西，辗转于偌大一个建筑群落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为其品种之多、价格之便宜而惊叹不已。做生意的个体户很多，竞争激烈，因此多数服务周到、耐心。成都人生活悠然。街头小巷会不时闪出一个小茶铺：几把竹椅，一方木桌，半碗清茶，缕缕飘香，养身又修性！登山队也去逍遥了一次。那是在万福桥旁的长长堤岸上，茶旗迎风飞扬，远远地招呼我们，桌椅整齐地沿岸连排放在树荫下，一边小桥流水，一边旧舍民房。店主是个快乐的年轻人，跑前跑后，摆碗沏茶，很是周到。我们随意坐下，噙香品茗。万福河水流哗哗，添景助兴。 登山队还利用空闲去武侯祠和文殊院“礼佛祭古”。文殊院，又名空林，古朴宏敞，飞檐翘角，是典型的清代建筑。相比之下，武侯祠园林布局严整精巧，殿连廊通，翠竹吟吟，周围一道红墙，平添古典风味。尤其是殿堂中诸多古人的题词与诸葛亮、刘备等名士塑像相交映，祭坛上香烟缭绕，古木默然而立，仿佛要把我们拉回一个古老的岁月。 7月27日，畅游青城山。青城山和闻名世界的都江堰紧相毗邻，是我国四十四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地区之一，是著名的道教发源地，号称天下第五名山。因其周围三百里山林和峥嵘的三十六峰终年常青，环拱如城，得名“青城山”。 走进山门，幽翠清新扑面而来。沿着窄窄的山道蜿蜒而上，石阶绿苔稍铺，路旁流水潺潺，漫山遍野的楠、杉、松，茂密参天，阴阴夏凉。偶有鸟儿跳跃于枝头啾啾而语，山更幽。天府之国的盛情美景终留不住我们，31日，再次背起沉沉的包，飞向梦寐以求的地方：世界屋脊——离太阳最近，离世界很远，它象一块磁石，紧紧地将我们吸去。 一下飞机，便恍如闯入一个童话世界，天空明静而湛蓝，近得令人吃惊，空气异常新鲜，令人畅快神怡。尤其吸引人的是面前那座座头顶白帽的大山，象清纯的少女恬静迷人。周围只是静，深不可测，将一切人声淹没，只留天籁的低语声。噢，自然之美、旷古之情，这种奇妙的感觉在繁华喧闹的都市中如何想象得到呢？和谐，主持着万物；自然，统帅了一切，于是，美迎面扑来。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大、最年轻的高原，以其纵横交错、峻峭险拔的雪山而诱惑着众多的探险家和登山家。——这里是山的世界。即使是在首府拉萨市，它们也默默揽住人们投向任何方向的目光，显示着大自然的雄浑与古朴。不似黄山的奇，不比桂林的秀，更乏青城山幽，拉萨周围的山脉大多线条粗厚、形体圆实、岩石裸露，山连山，无尽头，重复简单如藏民的生活，凝重淳朴似藏族的性格。一位藏族朋友告诉我们：每年朝山节，当地的人们就全家一起或朋友们相约同去爬山，带着青稞酒、琴、糌粑等，在山上过上一两夜，畅饮，欢唱，祈祷丰收和幸福；很累但极开心。藏民是多么热爱大山、热爱这片土地，尽管环境艰苦，条件落后。 满目皆山极显粗犷豪情，但西藏也不乏灵气。在藏中大地上，拉萨河水流湍急，冲过巨石，分割谷地。山谷间，河如脱缰野马；平坦地段，水面坦荡似镜，中有绿林影姿绰绰，林边草茵上三两藏民席地而坐、而卧，轻轻的谈笑随汩汩流水传去很远。 车行青藏公路，两边金黄灿灿的青稞地铺向远山，与青紫色绵绵大山、蓝悠悠空灵碧天组成一幅和谐美丽的自然景卷，令人屏息凝眸。天越来越晴，蓝得让人心痒，想去摸一摸它，太阳也越来越慷慨，似乎在告诉他们，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待他们。如果是一支歌的话，序曲已慢慢响起。窗外不知何时已是大片的草地，颜色并不是青翠欲滴，是一种稍暗的绿色，象是哪位偏爱沉郁色调的画家调出的，这是高原的草，带着高原的风霜雨雪留下的痕迹。草地上空旷、沉寂，越发显得白云的轻逸。 终究还是一片有生气的土地，那散步田间河边的牛、羊、马儿展现了高原无限的生命力。看，牦牛，一大群的牦牛闪入我们的视野。厚重的“毛披”之下，牦牛或卧或立，均有种沉稳感，连那又长又大的角，也少了几分凶悍气。在一片黑色的背景下，偶尔闪现的小白帐篷便是这画面中的亮点，真是白得发亮，赛过远处的羊群。羊似乎总在很远的地方，只觉象一个个小白点在眼前闪过，有时嵌在山坡上，象是散落的珠子，真想拾起来，给谁呢？有人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轻轻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是的，人们总想着从远处跑过来一匹大马，潇洒俊逸，脚步轻灵， 马上坐着一位姑娘，看不见她的颜容，只见她红色的藏袍，以及黄色的纱巾下露出的黑发，她扬鞭向远方跑去，随风飘来她悠扬的歌声……。不知不觉，我们都唱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进山后，牦牛成了我们无言的朋友，即使大雪铺天盖地，这些庞然大物依旧悠然自得，拍打巨大的尾巴，依山缓行，临河威立——虽说仅仅是个简单的黑白世界，却透着股震撼人心的生命美。是的，恶劣的自然环境鉴别出了一切虚实、真伪，唯有坚韧、执着才孕育出生命；千百年来，藏民也正如雪域上的雪莲、牦牛，以其乐观和刚毅获得洒脱与自由。北大学子来到藏地，既能在雪山的熏陶下排除万难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断攀高，随着雪莲和牦牛在简单的黑白世界透着震撼人心的生命美，又能向藏族同胞学习人类坚韧生存所得以支撑的美丽精神，做一个有生命美、精神美和追求美的跨世纪青年。 藏族笃信佛教，全国以此为最。所到之外，玛尼堆遍地可见，香雾袅袅；经文贝叶悬于树枝，有如垂缨；经幡横挂山口街道，五彩缤纷，随风飘扬。藏民对佛的崇敬是见所未见。大街小巷，乡间小路，都不难碰见身着藏袍、手持转经轮、谦恭祷念的教徒；寺庙里香火极盛，藏民们拿着大块的酥油为油灯添加，面容专一诚挚；更别说立在佛像前，双手合什，念念有词时，他们那无比虔诚的目光了。因此无论是那蓝天下闪光夺目的四柱铜瓦镏金顶，还是大昭寺门前信徒们一遍遍的五体投地，或是那缓缓移动地转着大经筒的人流，都在登山队员心头铭刻了一种独特文化氛围的印记。在山里，队员们也时常会往玛尼堆上添垒石块，——并非我们真的信佛，也不单单是入乡随俗，而是不求沟通但求理解，这不是对待不同信仰关系、民族关系时最重要的吗？ 在这里，最令人欣慰的还是汉藏人民相互友好团结、共建新时代的融洽气氛。队员徐纲住进区人民医院，受到汉藏医护人员认真而热情的护理治疗。同病房的几位藏民病人也极为亲切和蔼，借给水壶啦、热锅啦，热心关照。 当然，拉萨市在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上仍较落后。但是从藏民的勤劳与笑颜中，看到了西藏的希望。正是带着这些希望，北大学子征服了念青唐古拉山；正是带着这些希望，北大学子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师们所在课堂上传承的责任和使命；正是带着这些希望，北大学子将以更大努力投入未来人生中的每一步。 人在旅途，心在征途。

老九 · 发表于 2006-8-7 06:14:00

好长哟!晕!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8-7 16:10:00

8月3日，昨日在登协联系到一辆双排座车，只能搭乘五人，故决定分两批进山。一部分人到长途汽车搭乘开往格尔木的汽车，另一路押装备，乘登协的车向北去，拉加的朋友——藏大的一名老师，和队员一同去，做翻译联络工作。 徐纲感冒，要在拉萨治疗，留下张南云照顾。告别他俩，我们是一路风光，一路欢笑，边看窗外的景色，边同地理系的队员谈论各种地理方面的问题，长了不少见识。我们这一队有学地理、学中文、学物理和学生物的等。来自不同系的同学在一起谈论沿途的物事，相互补充，相互砥砺，是一次惬意的旅行。毛泽东同志有个愿望，即约上一个文学家、一个史学家和一个地理学家一同游历长江，取的就是这个理。大约行驶两个多小时，雪山越来越近，两路人马在羊八井汇合，共乘登协的车继续向北，抵达当雄县念绒乡，在预定地点下公路。在高原草甸上颠簸十多分钟，到达距山脚最近的一个牧区爬努多村，在那里建立过渡营地。冰川河永远是登山队的邻居，那里水和空气常常完全平静，有一种清晨的清凉。因为它来自冰川。因为登山队居住在冰川端缘。有人说，任何一条河的源头都是冰川，都有自己的冰川。这里是一条冰川河从北往南从村边流过。这条源于主峰冰川的河，没有南国的小桥流水、柳拂竹影，只是一路汇集各条冰川融水，夹裹砾石泥沙，千百年切割着山地，形成极深的冰川河谷。两岸山峰陡峭，垂直高差在800m左右。 天气非常好，海拔7046米的东峰清清楚楚。蓝天之下，洁白的山峰傲然屹立，纯洁，净朗，雄健。拉加和他的朋友与附近一家牧民谈牦牛运输的事。牧民答应后天租十头牦牛给我们，并带我们到奥地利队建营的大致地点。 第二天上午，兵分两路，拉加、曹峻和吴海军沿河谷继续向山里行进，侦察地形，并选定大本营营址。李锐、雷奕安和张天鸽攀登附近一座小山，进行适应性训练，并观察路线。唐元新高山反应比较严重，略有发烧，与储怀杰留在大本营。因为天气好，两路人都圆满完成预定任务。饭后，开会研究明天进山建大本营的具体事宜。各方面都顺利，只是根据这几天的消耗来看，在拉萨买的汽油明显不足，经过反复商量，决定明早派李锐到青藏公路向来往车辆买油，其他人继续进驻大本营，时间已经不多，一切都不能再耽搁。 5日，李锐出奇顺利地在一个多小时内就从一辆格尔木至拉萨的车上买到十公升汽油，并在出发前赶回来。登山队用十头牦牛和两批马，沿着冰川融水形成的小河一路浩浩荡荡而去。这条河谷为东西向，自西向东七、八公里的路程内落差达600m，明显呈U型，而且两侧及谷地中分布有大量复杂的古冰碛，冰碛一般由20——30cm的砾石组成，巨大的漂砾有时也能见到，大小混杂呈松散堆积。尽管此时谷地为一条小河所占据，但根据以上证据可以断定以前冰川曾经作用过这里，从而形成这样大的U型谷。谷地两侧，在没有发育冰川的地方形成许多倒石堆。这些因寒冻风化作用而形成的倒石堆大小不一，但都由大小混杂、略具分选、无磨圆的砾石组成，在出露的基坡上有明显的崩塌痕迹。 
沿着靠近河谷的路，大约步行四五个小时，先后到达预定大本营地点。大本营地点是一块背山面水的草地，面积并不大，但已经足够用，而且取水方便，是个理想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山间一条条舌状冰川，很美。 稍事休息后，开始建大本营，设班用帐篷、进口高山帐篷和国产防雷电帐篷各一顶。这里海拔较过渡营地升高500米，大家再次有些不适应，唐元新反映比较严重，发烧38.3度，余人尚好。唐元新是新队员，北大城环系90级本科生，这年他获得一个美丽的绰号——古拉。第一次来到雪山，高山反应最严重，但他是我社即将升起的登山明星。6日，休整一天，唐元新的烧已退，一切都好。这天着手布置大本营，把可口可乐的招贴画贴在大帐篷上，又在帐篷杆拴上很多五彩缤纷的气球，把现代都市文明展示在这远离人间、靠近天宇的荒凉地带，既没有现代的喧嚣和骚扰，也驱逐了荒凉中透着的刻骨铭心的孤独和死寂。可口可乐公司是我社91—92年的登山活动的赞助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把可口可乐在全球的扩张看作美国工业文化后殖民的主要标志之一。还有人直接把美国文化叫做可口可乐文化。但在雪山，没有旷野上的废墟，只有旷野上的色彩。大本营变得生动活泼，天气和心情一样好，一种难以言传的喜悦。 开始为登山作准备。曹峻把红色绸布系在从成都带来的竹竿上，做成标志旗；李锐分配C1以上的食品，按三人每天的食粮装袋：C1食品袋内装五袋方便面，一袋200克左右的快餐粥；C2则是三袋方便面及一袋200克的快餐粥或150克饼干。 下午一组四人爬东侧山坡侦察路线，发现中央峰西侧山脊下段情况不明，需再到西侧观察，中段虽险，但估计可以攀越。在碎石坡发现很多水母雪莲，呈淡绿色，状似菊花，表面上有一些白色绒毛，显出一种淡雅的美丽。我们都激动不已，纷纷表示要采上许多回去送人。晚上汇总侦察情况，决定明天继续侦察并选定C1位置。 7日上午，曹峻和拉加从北坡冰碛堤上去，探路并选定C1的位置。李锐、雷奕安和吴海军从附近的碎石坡上去查看地形。经过费力的爬坡，曹峻和拉加走到离中央峰更近的地方，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路线。中央峰东南方有一个高度6056米处的小山峰，两峰之间有一平缓的鞍部，在雪线以上约60000米处，平坦开阔，宜于建营。为了看得更清楚，两人又从侧面陡坡爬上冰川，进行仔细观察，发现这里坡度较缓，并且上了旁边的小山坡就可以用步话机与大本营联络，比较方便，于是决定把C1建在那儿。李锐是这年的登山队长，他这一路进展不顺，刚上山就走错路，返回时又走到一个滚石坡，很危险，幸而时间不长，最后安全回到大本营。雷奕安回忆道：“下山时特别累，我只想睡，一步也挪不动。我与队友走散了，下边是悬崖，自己一个人走，根本没想有什么严重后果。当时的意志确实太薄弱，我太累，只想躺下去，但是‘一定要走下去’的念头又如此强烈。当时面前有一个裂缝，另一边下方有一个‘土台’，要是跳不到土台，就会摔下裂缝去。我估计自己能跳上去。几乎没多想，似乎已无所谓，我猛地往前一跳，只有一只脚挂在上头，手套也蹭破了。最后蹭到一个山涧之地，随便乱踩，便会再滑下去。我想是否再跳呢？再跳，下山会更快，但没有，还是慢慢地往下走。在这种情况下，人极度疲倦、恍惚，根本想不到要做或不做什么，只想生存下去。面对群山，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对大自然也有了刻骨的崇拜。”但是由此得到教训：在此种地方应看好路线再走，不要盲目地走一段看一段。晚上根据曹峻拉加侦察好的路线，初步制定了C1以上的攀登路线，并决定明日开始建C1。 8日，第一次负重登山，大家心情激动，都要求上去，最后决定雷奕安和吴海军留守，其余人去建C1。一行六人背着绿色的大登山包，带着帐篷、食品、结组绳以及其他建营必需品，向C1走去。沿河谷爬坡，开始是一段约5度的草坡，过后是一段乱石坡，是冰川的终碛堤，坡度较缓，但因连续爬坡时间长，体力消耗不少，休息越来越频繁。这样一直走了四个多小时，才走到冰川下缘。大休息，补充水和食物（压缩干粮）。这时才注意到对面的冰川与我们同高，望去异彩纷呈，于是在石头上，以冰川为背景拍了一些漂亮的广告照。拉加在冰川附近拾到一件印有外文商标的衬衫，估计是90年奥地利队下撤时遗留下来的东西，可以看出奥队与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线。 体力恢复大半，换上登山靴，绑好冰爪，开始沿冰川上行。考虑到各种问题，没有结组，只相约距离不要太远。冰坡起初十余米约40——50度，后渐缓，约为10—20度。开始一段表层凝结成冰，每走一步都踩出一个墨绿色洞，内有融水流淌，很美。后面积雪渐深，没到靴子的大半。大家踩着第一个人的脚印，沿之字形迂回前进，每十几步就要歇一下。这样行走两个半小时，才到达C1预定位置。 稍事休息，几个体力较好的同学用雪铲铲去积雪，搭设六人高山帐篷一顶，并用雪埋住下部，把物资放到帐篷里，并把门及通气孔系好，再休息一会儿下撤。走回大本营，已经晚上十点半。 9日，休整一天。10日，原计划上C1，然而天公不作美，早晨开始下雨，云层低到约5600米，锁住整个河谷。山顶云雾迷漫，雪线以上根本看不到什么；继而开始下雹子。计划无法实现。山间气侯受地形影响强烈，日变化显著，天气情况复杂，一天之内数晴数雨，这给登山带来极大不便。根据徐纲的记录和分析，从8月3日进山至8月23日撤营为止无降水天气只有4天。降水主要集中在午后4点和入夜后22点，午后降水持续一到两个半小时，夜间持续时间较长，但黎明时一般停止。云量最低在早晨9点至中午和午后雨过至入夜。由于山谷走向及西边的纳木错影响，白天刮西风，风力平时两到三级，降水过程中有时可达五到六级。该地区的雨季高降水量不但与主峰阻挡的印度洋暖湿气流有关，也与纳木错湖区的蒸发有关。一般晴好天气之后随即出现大幅度降水天气，即体现纳木错对山间小气侯的影响。降水随高度变化而呈现一定不均匀性，山谷与峰顶间雪量相对较小，在雪线附近极大。在河谷的大本营（5300米）可以见到降水时云层约与雪线取平。在C1营地可观察到云在附近形成。短暂的雨季和强烈的日照给念青唐古拉山带来生机，向阳坡上的石缝土层中长出密密的植物，连岩石上也有藻类和地衣的身影。冰川河流出山谷，一片平缓的低地上，水流平缓，形成一小片草甸沼泽，在灌丛草甸上到处是野鼠的巢穴。灌丛草甸上主要植物有小叶金露梅和紫花针茅；高山荒漠上主要植物是垫状点地梅等低矮植物。阴坡几乎没植物的覆盖。阳坡上植物种类繁多，景天科、菌科、蔷薇科和蓼科中的一些耐寒耐旱的品种在5600米以下有广泛分布，然而多是低矮、小叶的植物生存，如点地梅等。而相对较大体形的植物，如小叶金露梅、红景天香青和多刺绿绒嵩等植物一般长在岩石夹缝里。岩石的阴蔽可使根部的蒸发量减少，石块也保护它的高出地面的植株不至被风吹倒伏。独一味和心叶大黄的独特体型很有意思：茎极短，叶片厚大，盖住很大一块土地，完全贴地展开。大的叶片不但可以使其更多地接受日照，还可以挡住根部附近水的蒸发，实在是一举两得。因此它们虽然体形较大，也可以不依托岩石而生。这也许是植物的生存智慧。 傍晚，天渐渐晴了。决定翌日必须上C1。这是出发前、在大本营团聚的最后一个晚上，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说几句话吧”，曹峻淡淡地，然后挥笔写下几个字“我很累，但我还要出征。”突击队员的名单已经确定：拉加、曹峻、唐元新和李锐，但其他人的心中也只是平平淡淡，只是祝福与期盼。谁心里都明白，登顶从来都不是哪一个人登顶，而是一个队。每个人所在的位置都是一样重要的。这时似乎每个人都感到肩上担子的重量，不再说什么，一起去看月亮，月光如水，明澈而皎洁。拉加讲起小时侯生活在魔鬼与神的世界里的滋味，趣事很多。几个人都轻轻地笑了，而大家的心情，依然如月般虔诚。 11日晨起，低垂的浓雾缓缓地在草坡上流淌，而登山队必须出发。这次五个小时就到了C1，突击队员留驻C1，其他队员撤回大本营。12日徐纲与张南云被牧民送上大本营。在拉萨休息一周，徐纲已基本恢复，也更好地适应高原环境。晚上为李锐和曹峻的生日录制了一盘磁带，里面有生日祝福和跑调的摇滚。C1和大本营的心是相通的。 这一天，C1的同学已爬上C1上方的陡坡，开始修路线。下面一段摘自李锐的日记： “……今天的任务是侦察C1—C2路线并修筑路线。这段路线恐怕是这次登山最险、最难的一段，大伙心里都不太有底。因坡陡且路况不明，我们用了四人结组。开始由曹峻开路，其后是拉加、我和唐元新。行不了多久，我们就上了一个大陡坡，坡度估计在五十度左右，曹峻领着大伙儿之字形上升，虽很慢，但大家走得还比较稳。眼看就要到坡顶了，在我们左侧发现一个很大的雪洞区，为避免后来的麻烦，曹峻向左侧移动，想用标志旗标明危险区。就在他把旗插好准备返回时，一下失去重心，摔到在地上并迅速向下滑去。他虽危不乱，把冰镐缩回胸前，用力向雪地压下，下滑速度明显减慢，这时绳也紧张了，拉加用冰镐稳稳地固定住自己，使曹峻在我身边停住。不知怎么搞的，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反而觉得好玩。曹峻爬起来时，他的墨镜不知为什么掉了下来，只见它迅速地下滑，翻滚，很快就坠入深渊失去了踪迹，这时，我才觉得有点后怕。当时天色还早，云层也很厚，虽想到没墨镜可能有麻烦，但是也没深究。” 又走了大约四个小时，越过几条不太宽的裂缝后，到达一个小平台上，平台大约几十平方米，在一缓坡下方，无雪崩危险，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宿营地。四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时间还早，可再向上走一走，如能翻过眼前“大鼓包”，再建C2无疑将为登顶创造良好条件，如不行，这小平台即可宿营。这时改由“生力军”拉加开路。云在中午渐渐散了，日照越来越强，冰雪都解冻了，一脚踩下去往往没膝，也幸亏这时采用拉加，不然其他人还真开不动路呢。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曹峻的眼睛已经不行，要留在原地等。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的眼睛红肿且流泪不止。他脱离结组原地休息。其他人向上爬了一会儿，终因心有所虑，决定下撤。下撤时雪比上来时深了数倍，可见清晨趁雪冻住出发是非常正确的。下撤途中，在最陡最险处修路线绳四根，并插标志旗标明位置。 回C1后，因为曹峻的眼睛，大家郁郁不乐，再加上劳累，早早就钻进睡袋。 13日，曹峻返回大本营，体力尚好，只是双目疼痛、怕光、流泪不止，大本营缺少这类药品，只用了一些绿霉素眼药水。然后用毛巾冷敷，效果不太明显。这是曹峻第三次攀登雪山，前两次都是副队长，这次最惨。他只有寄希望于李锐和拉加了。他也相信他俩。吴海军、雷奕安和张天鸽再上C1运送物资（包括C2食品、氧气袋及其他装备）。天鸽因体力不支半途撤回。天鸽登过两次雪山，一次是念青唐古拉，一次是93年慕士塔格，但都没有登顶。在山鹰社，有两次登山经历的女生，直到97—98年，才有第二个：法律系95级本科生吕艳。天鸽总是乐呵呵的一脸和气，属于容易让人接近的那一类女孩。但办事认真，是我社第一任资料部长，为我社的资料整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直到现在许多资料袋上的标签都是她亲笔写的。天鸽也是很豪爽的女孩，在成都坐公共汽车，她旁若无人地与唐元新聊天，嗓门之大令诸人侧目，她视若不见，侃侃而谈，颇有男儿风度。后来储怀杰担忧地说：“唉！不知将来谁会qiu3上天鸽？”也许就是因为两次登山经历，又是中文系的，大约在五六年后，她坐在帐篷门口给新队员周涛竟然讲昆德拉的轻与重。那是一个月满之夜，像所有过去的和将来的夜晚一样，大家在清冷冷的空气里蜷缩着，自由自在地空想和清谈，有两名队员裹了睡袋，奇形怪状地站在月亮光里。──生命之所以轻如鸿毛是因为它不能尝试，不能反复，所以不管我们曾经经历多么大的幸福和灾难，回首时都会发现它正随风而去，然而，如果那些事情真的反复出现，它们就会变成一种无法摆脱的重量，永远跟随着一个人，或者说是在人们的生命里。──月亮一点一点儿地被天狗吞下肚去。这时，月亮只剩下弯弯的一线了，夜好象更冷了些。她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像是一句谶语。——北大再没有哪一样东西像登山队这样强有力地跟随在她的生活之中，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并不只是在形式上。她又想起了昆德拉的轻与重。尽管天鸽从来没有君临雪山的顶峰。 突击队员在C1休整。拉加、李锐在C1上方加修一路线绳。李锐在C1与拉加、唐元新共庆其二十岁生日，听到大本营的声音非常兴奋，畅谈至深夜。 14日，天气极坏。一整天云雾低垂，青藏高原的雨季！C1外面盖了一层厚厚的新雪，无法继续向上。可怕的坏周期终于来了，可能会连日降雪，这对于一个登山队来说简直是致命的。在坏周期中天气梢好的几天能登顶吗？更重要的是，能有这样的几天么？谁心里也没底，只能怀着焦灼的心情等待天气好转，等待出发。 15日早晨五点左右，起床，四名突击队员收拾好装备（包括建立C2所需的所有物品：帐篷、睡袋、防潮垫、食品、炊具等）。早餐是三瓶罐头，这是平时大家最爱吃的，但因为早晨温度太低，罐头又在帐篷外“冰冻”了好几天，冻得要命，边吃边打寒战，但为了保障食品供应，都硬着头皮吃。然后喝些开水，抓一把水果糖，便全副武装出发。月光很亮，即使戴着墨镜也能看清楚路。雪冻了一夜，踩上去也不会下陷多少，这是个很理想的时间。这次吸取去年慕士塔格的教训，采取四人结组的方法，一则它可以让四人轮流开路，节省体力，二因坡度较陡，四人结组比两人、三人结组更为安全保险，关键时可采取三人保护、交替前进的办法。由于体力和经验的原因，这一次主要是拉加和李锐开路。拉加也是第三次攀登雪山，每次都是攀登主将，都是攀得最好的，被队友称为“雪山之鹰”。李锐也是第二次登山。曹峻不能上，有登山经验的只有他俩了。从C1往上的这段路很陡，并且隐含着许多潜在的危险，但队员的士气很高。开始的一段因为修了路线绳，所以还算比较顺利。经过几个陡坡后，大约中午1点左右，到达原定建C2的位置。由于考虑到这里距顶峰太远，而且坡度较斜，不宜建营，所以只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喝点开水，吃几颗水果糖，继续向上。上面这一段路更加危险，有数处大裂缝，并且左右两侧都是悬崖，（左侧悬崖将近90°），深不可测，若不小心滑坠，就很可能滚落到悬崖下面，所以必须十万分谨慎。已经空腹走了半天，体力基本消耗殆尽，随着高度的增加，氧气越来越稀薄，高山反应越来越严重，这种条件下，在没膝的雪中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心中那种义无反顾的信念，支撑着大家咬牙坚持下去——每走一步，就是向顶峰迈进一步。人生有很多的坎坷，人只要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许多失败者就在这个“咬”上差一点火候。 就这样走了大约七、八个小时——这对于突击队员来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终于到了一个平缓的斜坡，几个人几乎没一点力气。李锐决定在此地建C2，拉加考虑到这个地方宽不足十米，左侧就是悬崖，而且上方的雪檐情况不明，有可能坍塌滑落，危险性很大，故坚持到上面观察一下再决定。于是李锐、拉加先到坡上观察，唐元新和吴海军在下面等待。两人翻上陡坡后，发现一个大平台，站在平台上，中央峰和东峰都清晰可见，于是喊唐古拉、吴海军上来，众人都很高兴。 从出发到现在，已经十二个小时，大家都没有多少体力，但还不能泄气，必须赶在天黑之前搭好帐篷。雪铲滑落，只好先架帐篷，再从里面用身体把雪压实。一番忙碌，C2——一个象征希望的橘红色帐篷建立起来。 16日，天气不太好，C2队员坚持冲顶。食欲不佳，昨日的疲惫还没有完全解除，刚出帐篷时站立不稳。适应一会儿，结好组，就按原定的路线，向顶峰做最后冲击，每个人身上似乎都勃发出一种力量，一种由信念支撑的力量。这次选取的登顶路线是从C2先斜插上东侧山脊，再沿山脊向上。大概走了三个小时左右，天气变得更坏，能见度极低，五米之外看不见人。 队员在山下等了半小时，发现天气仍无好转的迹象，只好忍痛下撤。下撤前，遇一较大雪洞，做好标记。在C1，徐钢和曹峻一早就准备上C2，但因两人结组不太安全，且天气一直不佳，未能成功，走了一个多小时就撤了下来。 大本营依旧阴冷，雨滴四溅。 17日，是一个辉煌的日子，不只对拉加、李锐、吴海军，也是对整个登山队。登顶了，是的，在海拔7117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中央峰顶上，终于第一次飘起五星红旗和北大登山队队旗。 
这天早上，天气略好一些。四名队员走出C2帐篷，整理装备，准备出发，可谁料拉加、李锐和唐元新都穿不上自己的登山靴。由于昼夜温差大，晚间扔在帐篷外面的靴子都冻得变形。好在三人鞋号一般大，几双鞋倒来倒去好半天，试出两双可以穿的。唐元新于是主动提出让李锐和拉加上，自己留守C2。距顶峰只有三百米，却不能参加登顶，这对于一名登山队员来说是多么大的遗憾，可为了全队的利益，必须有一个人放弃这次机会，唐元新只是淡淡地说：“我觉得拉加和李锐比我更有实力”。人的思维就是如此的奇怪，当古拉回到北京讲述这件事，一位老队员轻轻地说，为什么不用炉子烤烤鞋子？古拉顿时用手猛拍自己的脑门，懊恼不已。但他这次表现出来的风格已经初露作为一位登山明星的曙光。 三个人就这样出发了，沿昨天的路线。一路山势平缓，但积雪非常厚，个别地方竟有齐腰深，还有许多雪洞。当再次经过昨天标记过的雪洞时，才发现它离顶峰已经非常近。李锐和拉加轮流开路，数次落入雪洞，行走异常艰难。这样前进了大约四个小时，山势越来越缓，突然发现已置身于一个平台之上。平台西侧有一雪檐高出约四五米，登上去之后，发现四周都在脚下。四个小时，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对于离开大本营之后就没吃到过可口的饭菜、并且连续行军这么多天的队员们来说仍是很不容易。 吴海军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一个又一个的小坡，似乎永远也走不完，顶峰就在前面，可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离顶峰只有一二百米的时候，我全身力气似乎已全部耗尽，真不想再迈一步，但是顶峰在召唤，队友在召唤，我的心灵在召唤。向前，除了向前，我别无选择。拉加，李锐已经到达顶峰，我还有一二百米的路程，有一段我简直是爬上去的。终于我到达顶峰了，我和他们站在了一块儿。我也真想象朋友们想象中的那样，大叫一声‘我成功了！’，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天气还是不太好，能见度极差，登顶照的效果也受到一定影响，三个人在顶峰等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见天气好转，便决定下撤。拉加用步话机向大本营通报登顶消息，大本营并没有欢呼雀跃，但从每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内心的悸动，“登顶了，太好了。”当梦想终于付诸实现，奋斗得到补偿时，他们只是吐出这平平淡淡的几个字，因为他们真正在乎的是那辉煌登顶后面的深深的底蕴。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8-7 22:36:00

18日，整整下了一天的雪。早晨，大本营的账篷被雪压塌一角，因为雪后沙土被泡软，而且帐篷搭好后就没有检修过。出去看时，发现有三根账篷钉被拔了出来，便重新把它们钉好。雪还在下着，天地间一片白色，几只牦牛，在雪地里悠闲地徘徊，雪域风景比想象中的还美，可谁也无心欣赏它。大家都在为困在C2的同学担心。 C2联系说只有不足三天的粮食了，而且大部分是巧克力一类甜腻食品，根本没人去动。只是硬逼着自己吃下一些方便面，体内严重缺盐，只好拿方便面调料泡水喝，就这样看着外面的雪，等待天晴，等待阳光。 19日清晨，天似乎放晴了一些。C2的队员们早已收拾好东西，烧开水等待下撤，见天色较好，便开始扯帐篷。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拆完，可老天又开始飘起雪花，等了半天，仍不见晴，天又很冷，无奈只好再把帐篷搭起，早上下不去，时间太晚下撤又不太可能，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帐篷里，吃方便面的调料，继续漫长的等待。 步话机的电池已经耗得差不多，无法与大本营正常联系。大本营只能通过断断续续的话音知道他们还好。C1的同学也在焦急的等待C2的同学下撤，雷奕安已经在C1呆了七天，徐纲也已呆了五天。雷奕安虽然是物理系的研究生，有几分正统，但也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主张积极面对生活，为社会作贡献。因此，正如有人开玩笑说，山鹰社兴的是学物理的谈古文字，弄计算机的治印，学数学的写诗，学中文的搞经济，雷奕安的英文就有几分根底，逐字念过好多原版小说；藏书中一套英译的四书只怕没谁有翻的勇气；他还填词。徐纲也是文学和摇滚绝佳的人物。起初几天，他们还能为这种新鲜的营地生活而激动，享受着雪山伟岸而深沉的寂寞。雷奕安在日记中写道：“帐外阳光灿烂眩目，雪地晶莹洁白，远处及眼前的座座山峰沉静而伟岸，令人肃然起敬，山上没有飞禽走兽，也不见草地森林，除了呼呼风声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这是一种令人迷醉的、壮阔的寂寞。凡人入此意境，俗意皆失，杂念顿消，如入仙境。” 对于从未去过西北荒凉地带的人们来说，雪山是一种神秘的诱惑。他们怀着敬仰、膜拜的心情走近雪山。然而，这里毕竟是一片荒芜的世界，与喧嚣纷杂的生活失去联系，我们只能自立，出问题只能自己解决，根本不能奢望外界支援。生存变得极其重要，对生命的渴望异乎寻常地强烈，与以前那种走在人群中的感觉大大不同。吃、住极其困难，冻了买不着衣服，饿了没有人给你送东西，也没有物质支援。晚上若没有灯火，就好象世界已经消失，四周只有一片宁静，除了冰，一无所有。崔健的《一无所有》带给我们无尽的苍凉。看不见灯火，看不见人影，甚至没有树，只有重重的雪山，如黑影般压来。求生的欲望越来越强，不禁令人想起亿万年前祖先们对自然的体会。 到后来，一切果然不同：电池用完，与上下失去联系。天气不好，他们只好缩在帐篷里，过着一人一天一包方便面的日子，等待接应冲顶队员的下撤。他们在日记中写道：“连续好几天，我们都是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天气极糟，天天刮风，下雪，只能呆在帐篷里，把自己裹进睡袋。饿极了就痛苦地钻出睡袋，穿上羽绒服，爬进六人帐篷做饭吃。每天一大早还必须打扫帐篷上边的积雪，以保持帐篷的正常形状。除此之外，每天在帐篷里的清醒时间，也就听听收音机，在大帐篷徒劳地东翻西找，企图发现一些感兴趣的食品，或者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自己能记起歌词的：记得全的和记不全的，历史的和流行的歌曲全唱一遍。同时为上边和下边的事情担心。”后来食品严重缺乏，徐纲只好下撤，单留雷奕安一个人坚守C1。 20日，雪停，天依旧没晴，且连日新雪，路途比较危险，但考虑到C2食品匮之，又不知天将如何变化，再呆，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决定下撤。四人按拉加、李锐、吴海军、唐元新的顺序结组下撤。因为坡陡雪厚，队员体力消耗巨大，又害怕滑坠，故十分小心，行走很缓慢。半路上，唐元新滑了一跤，吴海军没能来得及做好保护，就被拖了下去。幸亏拉加、李锐两人牢牢地固定住了自己，唐吴二人又实施自我保护，故没有下滑很远。看着下面的万丈悬崖，他们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过冰裂缝，过雪洞，就这样走下去。七八小时之后，C1终于就在眼前。几个人一面费力地寻找路线绳，一面大叫雷奕安，让他给他们做晚饭。雷奕安边烧水边给他们拍照。六点左右，拉加和李锐已经脱离最后一根路线绳，大概再有一百米就到C1。这时，他们脚下一块厚实的雪面突然断裂，并向东侧悬崖下面滑去，四名队员也被雪块带下悬崖。 正在下面为他们拍照的雷奕安，惊呆了，本能地跪到悬崖边，但什么也看不到。一边大叫他们的名字，一边赶紧拍几张照片。过了十几分钟，才听到古拉的声音。雷奕安拿起步话机，登上右侧的小山头，与大本营联系，步话机的显示屏上却只剩两个点（没电）了，根本无法传递消息。送了一些熟鸡蛋、牛肉、罐头等下去。决定连夜赶回大本营求援。拉加伤势最重，头部血流不止。掉下悬崖的瞬间，想起了妈妈。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他终于爬上了悬崖。另外三个人体力不足，没有上来，由伤势较轻的唐元新和李锐在岩石上搭起帐篷，住一晚。这次滑坡面积约有千余平方米，经历五六十米的落差，他们居然能站起来，并且自己照顾自己，实在太令人惊奇。 雷奕安安排好拉加，便向大本营走去。为了抢时间，他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在他看来也许是比较近的路。下山特别难走，尽是山坡，又是那种年轻山脉，石头比较松，刚下过大雪。但他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往下走。雨夹雪，没有手电，吃的东西都给了悬崖下的人，他已饥肠辘辘。走时八点多，天还挺亮，他许了个愿：但愿苍天保佑！路上近是无规律的石头，大小重叠，一踩就会滑下去。走不多远，突然发现周围四五十米的雪都在下沉！他猛地一惊，心想这下完了。也许许的愿奏效了，竟然没事。继续往下走，冰爪声让人听着难受，靴子又大，若扭了脚，便走不动。走了一段，发现路不对，前面有一个洞，怎么也跳不过去，只能往上爬。往回撤的路上，又发现黑洞，有一半踩过的脚印是空的。他叹了一口气，那是他不知不觉踩了几个冰裂缝。还好，他还活着！于是开始顺着冰缘走，雪时不时滑下去。眼前只有石头。山刚刚震过（这是后来才得知的），石头不时地滚下山涧。走时，可以听到四面的滚石声，但看不到在哪里。想后退，但下山求援的念头又如此强烈。想着滚石会随时砸到自己头上，他继续往前挪。十点，天全黑。本想十点之前赶回大本营，但太难了，什么也看不见，只能顺着冰缘，掌握大致的方向。不知还有多远，也不知能不能找到大本营，但感觉自己还能走下去。过了冰川，又到了一处小溪，还有一些水潭，他开始蹦蹦跳跳。后来发现没有石头可踩，只有水，没有退路。站在最后一块石头上，眼前好象有岸，离石头二三米远，也不知河水有多深。他想，猛力一跳能跳到岸。蹲下去，觉得岸在靠近；站起来，岸又在变远。使劲揉眼睛，这才发现近了的那个是山的倒影。他跳入水中，到处乱踩，摸着走。有种草特别刺人，他的手疼得厉害。边走边喊，他知道大本营大约在附近。后来渐渐看到模糊的营影。走近大本营，他完全没有那种脱险的感觉，想的只是如何去救人。这时深夜十二点半。 这一年是雷奕安的本命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夜。这夜的记忆伴随着他读完博士和博士后，最后以副教授的身份走向北大讲台和北大实验室。他只有这一次登山经历，但他深情地说“登山的经历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啊，蓝天、白云、神山、圣湖、寺庙、经幡、草地、牛羊……它不仅仅是一次经历，在我们心里，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感受，一种虔诚而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感受使我们对雪山，对自然，对登山产生一种归属感，使我们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真诚友爱，不畏艰难，勇敢向上。”登山队是一所学校，一座熔炉，是我们的寄托，使我们认识自我，帮我们塑造自我，给予我们自信。雷奕安提出：“以一个登山人的情感和姿态去面对各自的生活”，这说得多好——登山人的情感和姿态可以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从书本中学不到的，在校园里学不来的，只有在生死大限和集体孤独中，在与事物的直接切入中才会有这样透悟。这就是业余登山的意义。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登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也不可能把登山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登山队的每个成员，都将或早或迟地离开登山队，都将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登山队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美好的记忆和登山专业技术，而是更宽阔的胸怀，更完善的自我，更强的生存能力和对生活的更加热爱。 大本营是一个不平静的夜。几个人惊愕之后，迅速细致地讨论对策。决定次日早晨六点出发，曹峻和徐纲先去救人。这夜谁也没睡好，都在为突击队员忧心忡忡。曹峻更是焦急，不停地抽烟。爱抽烟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一如他对任姐的爱。可惜曹峻不能喝酒，而且沾酒即醉。这年登山成功后回到拉萨喝庆功酒，最先躺下的就是曹峻，好象是第二道菜刚上他就被送回旅店。 在悬崖上度过的这个夜晚非常艰苦。帐篷很单薄，仿佛弱不禁风，睡袋也是湿的，更主要的是身上的伤痛和心中的无助感，重叠叠地加在他们的身上和心头。哪里还谈得上睡觉？地上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块，硌的浑身疼痛，怎么躺也不舒服。唐元新把GAS罐点燃，用来取暖。硬撑着照顾伤势较重的吴海军，迷迷糊糊中，头发被烧焦一大块。为支帐篷，劳累一天的李锐，也在半睡半醒中不时询问吴海军的情况。就是这样，几个同生死的兄弟相濡以沫，总算挺过这个漫长的夜晚，挨到天明。 这时，曹峻和徐纲还焦急地走在路上。他们凌晨四点钟从大本营出发，在黑暗中摸索三、四个小时，天才慢慢亮起来。他们加快脚步，九点钟赶到C1。拉加一直躺在C1，头上裹着的布片早已被血染红，胸部似乎受了不轻的伤。神志仍然不太清楚，但还能自己走路。看完拉加的伤势，两个人又走到悬崖下，寻找另外三名队员，这时已有十点多钟，悬崖下的三名同学早已等得心急如焚——雷奕安昨晚独自下去该不会出事吧——直到听见了脚步声，继而看到曹峻和徐纲从外面探进头来，几个人的担心与焦虑才彻底消失。 徐纲在日记中写道：“掀开帐篷门，一阵热气扑来，三张笑盈盈的面孔正对着我们，斑驳的血痕、伤痂不自然地组合在脸上，使得这笑是那么怪，又那么甜。都没事！我释然地低语：‘他妈的！’帐篷里立刻传来响应。三个人异口同声：‘他妈的！’一句粗话，当时就是最妙的音乐，这证明他们一切都好。我看了看曹峻，知道他也和我一样如释重负。抬头上望，李锐给我指他们昨天滑落的痕迹，三十多米的雪坡，四十多米高的裸岩，一路上洒满各种各种样的装备：鞋子、手套、睡袋、背包……什么都散了，独独人没散，我默念老天——谢谢你了。” 曹峻和徐纲收拾起散落的装备，决定由曹峻带下面的三个人沿山谷下撤。徐纲回到C1，撤营，并同拉加一起回本营。这次下撤，可不象刚开始建营回来那样轻松。突击队员的身体已是非常虚弱，再加上伤口疼痛，根本没法走快，只有一步一步地往下挪。天渐渐黑下来，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路非常滑，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几个人不断地互相提醒要小心，可在那种情况下，小心又有什么用，谁也免不了摔上几跤。在较陡的坡上，几乎都是手脚并用地摸索。就这样，一直走了十个小时，全身上下给雨淋透，才回到大本营。 大本营的晚餐是诱人的，大本营的笑脸是温暖的。经过多少次生生死死，我们总算又聚到一起。烛光下，我们在心中默默地感谢上苍。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8-9 16:26:00

7月27日，我们从喀什出发，沿中巴公路到达慕士塔格脚下的卡拉库里湖接待站。新队员叶峰写道： “卡拉库里湖凉凉的，静静的，如水一般的夜，似乎圆满了我多年追寻的梦。追寻一种深秋雨后，身着单衫，信步树中的感觉－－凉凉的，象全身每一个毛孔浸润着醉人心脾的凉意，静静的，象远古的沉寂。 慕士塔格就在湖对岸，我们从未谋面，却又谙熟已久的慕士塔格。我们无数个日夜梦寐以求的，我们横跨千里万里之途来追寻的圣洁的雪山。庄严，美丽，洁白而又雄伟。月亮此刻笼在薄薄的月光下，圣洁的雪山。 日里在卡湖上泛舟，为了进山做准备的许多天来沉积下来的烦恼都渐渐沉落下去，慕士塔格不远不近地逗引着我们。自信划船还有一手的我，自告奋勇，说一个小时可以划过去，去亲近一下盼望已久的山。然而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我们的小船仍在浩渺的水上摇荡回望。岸上人已如芥，而面前的慕士塔格依然不远不近地在那注视着我们，向着我们谦逊地微笑着。 这才明白都市中形成的大小距离的观念已经不适用。卡湖清洌的水在我们的船边荡漾着，仿佛在嘲笑我们无知的错误。 慕士塔格仍然站在那里，谦逊而且庄严。就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懂得了山。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帕米尔的天空群星闪闪。夜风吹过来，清清凉凉的，越感到空气的稀薄，隐隐的头疼开始袭来，渐渐地，人也沉到这夜里，沉到梦里去了。” 昵称‘小叶子’的略胖的叶峰，是一个性格开朗的旅游爱好者。90年考入北大计算机系，92年下半年加入山鹰社，发现登山其乐无穷，从此死心塌地地赖在登山队，用棍子赶也赶不走。谁也不会想到这清冽的句子竟出自他手。然而来自云南大理的刘俊又是另一番感受：“在卡湖的小船上，我留下一张照片。摘了眼镜，半眯着眼，抬头正视前方，那表情是严肃？是崇敬？是坦然？我说不清。这是我第一次很真切地看着慕士塔格。它静静地让我看着，一动不动，是威严？是静穆？还是也很坦然？真伟大，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卡湖的水，从我心底向四周漾了出去。从山顶到山脚张着一条又宽又深的口子，那是冰雪作用的结果。除了大自然，谁有这样的利斧？若不是大山，谁又承受得起？” 卡拉库里湖与梭罗的瓦尔登湖有什么区别呢？梭罗还在二十岁的时候，在自己的第一篇日记中写道：“如果要孤独，我必须要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厅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他住到瓦尔登湖边两年多，据说是有目的地观察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在一种宁静的孤独里观察和思索。而我们只是卡拉库里湖和慕士塔格的一个匆匆过客，我们不是用观察和思索来体会人生，而是用刻骨铭心的感触和虽瞬间却因迫切而永恒的由一次经历构成的记忆激发未来的人生。 7月28日乘车到204，再租骆驼运装备，步行至大本营。这夜给初入高原的徐珉深刻的印象：“初到慕士塔格的那一夜，没有一丝一点的Romantic，大本营是在4400m的高度，初来高山反应足以使你失去对一切事物的兴趣，除了你自己的头痛。脑袋里仿佛有一个孙猴子在那儿大闹天空，恶作剧地压迫着眼睛。在这种情况下抬眼望一下慕士塔格峰就会头晕目眩，更不用去欣赏夜景了。吃完晚餐便早早睡下，不幸的是，睡袋拉链坏了，加之阵阵头痛入梦来，一夜未眠。从未想到慕士塔格的夜是如此之漫长。”高原的星空是最幻想的，它那么近，那么亮，不由得你，你望着天空，就会出神，不是想星空背后幽玄的东西，而是幻想自己与星空的融和。然而第一夜就给“九一四俊”之一的徐珉一个下马威，仿佛即使最近的东西，也不能容易上手。徐珉一九九一年从杭州二中考入北京大学，‘珉’字常被误以为某种玉，其实却是象玉的石头。有人说他是那种专门制造出来陷害女孩子的男孩。身材颀长，以穿西装风度最佳；能歌善舞，为山鹰社少有的几个五音俱全者之一，以一曲《北风》令慕士塔格队员永远怀念。在山鹰社，与徐纲一样，是一个出色的队员，大学四年什么都不耽误－－说学习，考托福、考GRE、考专项、出国深造；说玩，雪山、一级运动员；说生活，女朋友、朋友，各种压力下仍然开心自在。1993—1994年当上山鹰社社长。 31日建一号营地（C1），决定笨笨、天鸽留守，其余人往C1搬运装备。无论是谁，统一背上三十斤的东西，相比之下，刘俊和腾冲体重不足一百的人，就负重较多了。腾冲背着包往上走，却无所谓。 慕峰由于常年有人来登山，冰碛地路面上已经踏成小径，腾冲带路在前，看见有一段近路可抄，便往上爬，不料却是一条无人走过的碎石坡，后来的人也跟着往上，结果往往是上三步滑两步。在雪线处换上高山鞋，又一直往上走，第一次上C1，竟花六、七个小时。后来证明只用两个多小时就够，不过是已达到“适应”之效以后。看来开一条路要难得多，也足见那条小径花了许多人无数的体力。到C1的时候，队形有些零散，大家还不是很适应。先扎起帐篷，有人脸色苍白坐在雪上不能起来。李锐和徐纲四处寻找，果然找到91年他们在C1使用的水塘，C1上有一块地方冰层下面有一泓水，幸而没被玷污。 建好一号营地，在暮色中下撤。暮色很深，夕阳早已不知去向。没有归途应有的喜悦，我们走得很沉重。小春子机械地迈动双腿，一步步地跨下山去。身后不远，古拉默默地走着，不时抬头，望望天空。天气不会有问题的，春子这么想。不知怎的，他心里有几分难过。唉，可恶的高山反应。刚才在C1建营，他极想往雪地里一坐，再也不起来。现在这种感觉又上来了，甚至有一种抱头从山坡上滚下去的欲望。他回头看古拉，讨好地摸出一颗糖，递给他，他没接。春子嚼着糖，也嚼着要走的路。同伴们该到大本营了吧，他想。点点星光已经上来，春子试着小跑，跑跑停停。在小河边作牛饮时，听见大本营的呼唤。这是新队员春子第一次感受雪山。“小春子”，又称“春子”，真名“陈庆春”，九零年考入北大计算机系，来自福建东海之滨的一个小镇上，是大海的叛逆，不够彻底的渔家子弟，自幼生长于山地和大海挤压的狭长地带，虽乐于享受独自听潮的乐趣，更多的是喜欢和伙伴们嬉戏于大山之中。他喜欢向上的感觉。 刘俊也是第一次上雪山，却对雪山的“白”情有独钟： “向上看，是无边的白，反着阳光，直照人眼；向下看，则青灰黄黑，驳杂不一，只有伸展下去的冰舌和极远的山尖透着几丝儿白。上面的世界，玉质冰清，晶莹剔透，白得如此无瑕、如此纯洁。我们将暂别底下那个尘土喧嚣的世界，去寻找我们的朴素，我们的自然，我们的天真。 起先还无暇细赏这天上人间的白，直到建好C1，松口气，才为这无始无终的白所吸引，醉心其中。眼之所及，手之所及，无不是那么地白，白得那么清纯。于是我也就清纯起来，凝重的沉了下去，在身体里升起来的是宁静。眉心一凉，似乎有个白色的小精灵在眼前冲我微笑，倏尔不见。” 8月1日，回到本营休整。开会，对天气状况做分析，讨论天气周期和卡湖对天气的影响，认为一次好天气大约持续一周，或许可以赶在这个周期内登顶。2日进驻C1，增设三人帐篷一顶。大家的反应好多了。当夜遭到暴风雪袭击。眼见黑云压过来，我们赶紧缩入蜗壳般的帐篷。风呼唤地刮，打着帐篷，噼噼啪啪地响。暴风雪从身外过去，留下的依然是清白。通气孔灌雪进来，醒来几次往外掏雪。早晨睁开眼，睡袋上还是盖了一层雪。下午躺在雪地里晒太阳，听王老师和徐纲讨论拓扑学，听吴海军讲“C1的故事”，听李锐和徐纲那不知是谁的、几年前没说完的、弄不清是19岁还是13岁那年的浪漫故事。 黄昏居然使帐蓬成了一个温室，闷热到不得不在外面架设一定简易凉棚，把防潮垫搬出去，爬到雪地上乘凉。背后是雪坡，晶莹洁白，令人不敢呼吸，但破碎的山体又让人隐隐感到冰崩或雪崩的恐惧。远处的山被夕阳镀成金黄，万籁寂静之中，只有红色的帐蓬和我们的喧闹象一把利剑，划破幕士塔格永恒的宁静。 4日，早上，十人一起向C2进军，这一带开始见到裂缝、雪桥、陡坡，最难的是一段近45度的陡坡，雪深及膝盖，只能由三四个人开路，太险，根本无法换班。脚往前迈一大步，踏实了才有一二十公分，往前一倾，雪就到齐胸的深度。大约花了两个小时才爬过那段不足二百米长的坡。在这坡上，腾冲留下最经典的一张照片：身背红旗，如京剧中的先锋官，二目炯炯，即使有墨镜挡着仍可想到。刚到坡顶，毛毛雪飞了下来，李锐大声鼓励：“再往前点就是C2。”雪越下越大，狂风夹带雪花抽打在脸上，然而寒冷疲倦和疼痛都被内心的恐惧所吓倒。四周全是雪，不知是从天上落下的，还是地上吹起的，眼前仿佛加了一块毛玻璃，看不见前面的队员，也看不见后面的队员，只能隐隐辨认出眼前的几个脚印，听见狂风中透过的喊声：“大家跟紧……这才叫登雪山呢……”。雪象一道墙，立在空气里头，只知道我们必须找到地方扎营！让人安慰的是一群人在一起，总觉得是安全的。红旗，大家心里一直默默地希望能看到标志营地的红旗。忽然有人欢呼起来，前面有几面标志营地的红旗！以为日本人已在那里扎营，不料只是一个空场。那是新西兰人的营址。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立刻在风雪中动手铲平那片地方，扎下营地。大包小包统统放在帐篷外，煮起方便面来。其间出去探视，离我们不远的高处果然有日本人的营地。 第二次上雪山，留下天鸽、祝晶和谢忠，在大本营过“一家三口”的日子：无边无际的自由与空闲让人不时无所适从。天鸽很会逗自己玩，扯下营多的宣传画为众磁带裁制新衣，有什么“鲍鱼崔健”、“牛肉德华”等。新西兰雅典娜小姐夸天鸽clever with her hands（心灵手巧），天鸽乐此不疲，发誓为磁带添置两套罩衣，曰冬装与夏装，或曰内衣与外衣。谢忠，湖南湘潭人，90年被录到北大哲学系，91年冬入社。九二年参加山鹰社组织的赴青海湟中县群加乡考察活动，得“笨笨”这个绰号。93年，因心肌炎初愈，虽同意来登山，但攀登高度不得超过6000米，因此只能呆在大本营。他在大本营倒也自得其乐，饶有兴味地把花花绿绿（主要是绿绿）的磁带拿起放下，对营多的种种字样、款式、配料品头论足，头头是道，自诩为“营多学专家”，正应了天鸽的口头禅：瞧这帮人都无聊成什么样了？！ 连续两日，早上醒来他们发现帐篷戴雪，开始有些浪漫调调，后来被有经验的天鸽点拨，开始挥铲弄镐，对帐篷敲敲打打，雪纷纷坠下。尽管如此，屋内雨声仍活活泼泼地响一阵，塑料盆、饭盒、毛巾全派上用场。 笨笨慈祥地睡，醒来又要抱怨脖子疼。每餐后笨笨要把三句话变换顺序反反复复地讲：一，累，吃饭真累；二，腰疼；三，下顿饭吃什么？大铺底下各式鞋子横陈，随意套上，东游西逛。三日来，时而大雾封锁，本营象座孤岛，时而雪若“空中洒细盐”。三个留守者望慕峰口中念念，“可怜的兄弟，可怜的孩子”，相对无言。 5日，三人听说山上的兄弟有一组要撤到本营，打算把大本营收拾一新，再把所有品种的蔬菜一一做来，静候B组的兄弟。忽听帐顶细雪时紧时密，山风劲吹，看来B组的兄弟得留在C2，又放下手中的活。 山上的天气更糟，风雪已住，只是白茫茫一片，混混沌沌，了无所以，太阳在哪也不知道。食品、GAS等已不能保障十人使用。经过仔细讨论，决定由李锐带小春子、小叶子、王老师和刘俊四人往回走，余下的五个人以徐纲为首，在山上等候好天气往上冲。 五人向下走去，头天的脚印差不多已填平，仅能勉强辨认。能见度愈发低，把脸贴地，摘开墨镜也无路可认，只好坐下。一团大雾裹来，迷迷茫茫，无思无虑，只知路侧不远就是雪崖，不敢乱动。一股凉意升腾起来，异常清凉，清清凉凉地。虽然在雾中被蒸得有些窒息，BC、C2和李锐五人之间，步话机不停地喊话。这时，刘俊触动一件事。那是五月份到北京西山鳌鱼沟去，九个人爬着爬着竟上了一条绝路。李锐，徐纲从伸出绝壁的树上挂到另一面去找路，春子，叶子试图攀到崖顶上去，其他人原地待命。那时刘俊心里也是凉丝丝的，还有些沉。后来是用背壶带串起来从原路吊下去。现在凉意又一阵阵袭来，也有些沉，然而却清凉，莫非在这晶莹的世界中，连凉也是清的么？坐了半天，只好沿刚踩的脚印缩回C2，实际上只有50米。十个人又在两个帐篷里挤了一晚。 6日，迫于暴虐的天气，把路线旗、GAS、食品、帐篷留在山上，背着空包，全体下撤。有一段路是在破碎厉害的山腰上一条横向的小山脊，山脊总宽不到20米，顶上尖尖的只是一条线，沟底就不知是什么样子了。沿途每五十米插的路线旗还没被雪盖住，连滚带爬到C1。小叶子一次又一次（总共两三次）掉进裂缝，对“掉进裂缝身体一定要往后仰，而不是前倾”有深刻体会。C1的帐篷积了厚厚一层雪。一群日本人不肯把BC扎在山脚，凭着钱多，让牧民生生替他们把装备运到雪线下。地上厚厚的雪，他们走得很吃力。腾冲对着其中一个正往上走的日本人说：“Keep up!”一脸轻松的样子。我们下行时踩下的脚印，正好供他循路而上。大概不好意思，他们在陡坡上放了一根粗绳。其他人种的登山者多是穿滑雪板，雪厚关系不大，似乎也不怕裂缝什么的。慕峰是个无可比拟的滑雪地，雪面平缓，滑行高差几乎有两千米，只是太高了些。徐珉和腾冲趁鬼子不备，拿着营多旗在日本人的帐篷上展开，拍了张照片，贼眉鼠眼的样子。 到了大本营，雪线在雪后降低几百米，上行很难，只有等好天气了。在大本营欢聚一堂，大家毫无挫折感，又唱又说，灌制了两盘磁带。徐珉钻出帐蓬，猛然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是他所经历的最神秘的一夜，那么美，那么的难以捉摸。月亮是红色的，似乎很快就会落到山谷中，随着潺潺的雪山融水流下来。没有风，没有啾啾的虫声，静静的坐，感到每一颗星、每一片云、每一滴雪水、每一个山石、每一顶帐篷都散发出神秘的美，甚至让你来不及感受。徐珉想，我们一定能登顶。 等待的几天里，聊天神侃，四处找地方玩。好几次腾冲拿着标志杆，咆哮着追打来偷吃我们挂在帐篷外的羊腿的牧犬。腾冲和还古拉起大早，翻过一小山包去找宝石。在一冰塔林里头拍照，哗哗的冰粒掉下来，两人一阵狂奔。这时腾冲知道冰竟是兰色的！用镐凿去表面，可以隐约看见冰的本色。看到一巨大的冰蘑菇，两人轮流上去拍了几张照片，后来发现古拉的几张很漂亮，腾冲的几张却大有病态。吃过晚饭，大家到不远处的一个大石头，想试着爬上去，徒劳。刘俊在大本营有趣极了。古拉在晚霞中照相，自拍，放好相机，走到镜头前不远处，等待快门自动按下。刘俊大笑：“自拍竟是按的那个键吗？”古拉十分心虚，连问怎办。刘俊自己也不知道。笨笨在切冬瓜时，大约是竖着切的，刘俊亦大笑：“冬瓜怎么可以竖着切呢？”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如果有人先大笑之后告诉你不能这样子，至于为什么不能那样，他又不肯告诉你，谁都会怕的。 天气稍稍稳定，我们立即开会，决定分A、B两组往上走。徐纲、古拉两个老队员带徐珉、刘俊和腾冲共五人为A组，先行建营地并冲顶。李锐、海土、王老师、叶子和春子为B组，负责必要的支援并作冲顶准备。 每次出发，行前一晚的狂欢总是那么尽兴，没有酒，只有几杯水，几粒糖果，最新的流行歌曲小本子也不够用，从“一无所有”到“故乡的云”，从“北方的狼”到“月亮的脸”，从“找朋友”到“两只老鼠”……只有一曲“不要问我从那里来”似乎是最庄严肃穆，轻轻的握手，轻轻的拥抱，勇敢者在这时侯都安静下来。登山，以自己的体能和大自然搏斗，以我们的条件和装备，我们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大自然的变化又是无法把握的，多珍重啊，战友们，明天就出发了，幸运永远会伴着我们。“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好端端的干什么流浪?“梦想在远方”。只祈求那一刻，那一刻让高山在我们脚下，原野在我们四周。而此时却只能呆在山下，幻想着那一刻，祈盼着好天气。为自己祝福吧！所有的恼火的话，总有一刻可以大声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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