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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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周为例，西周社会有唯一的“王”，他巡视各个封国、祭祀、田猎、宴饮、性交，和封国一起扑灭反抗，发动对外战争，这都是典型的广域王权国家“王”的行为。对比城邦社会，居于霸主地位的城邦虽然可能和附庸城邦保持一种纳贡关系，但是居于霸主地位城邦的统治者绝少到附庸城邦去，遑论祭祀、田猎、宴饮和性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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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4月份，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伦敦大学考古学院David Wengrow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新石器时代的尼罗河谷，文化融合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这里的早期游牧群体，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文明创造者。尼罗河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致性，比如动物的驯化在不同遗址中非常一致。而且这一时期埃及的遗存表现出具有一定的礼制现象。更不用提这一时期精美的石质容器了，这些石质容器在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岛还被循环使用并加以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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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可以称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话，再往上的龙山时代的中国应该形容为邦国林立，星罗棋布吧。只是把龙山的各支称为国家的前身，似乎牵强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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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提问时直截了当：“我们可是习惯了说‘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你就不怕引人误解？”易中天答曰：“我认为如果把中华文明分为史前史和文明史，分界就在二里头。……从二里头算起，我们是3700年文明史。这是考古考证出来的说法，5000年的说法是不讲道理的，我们以后就不能说5000年文明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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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易中天的这部史著，争议不断。对于易中天的这一说法，更是非议连连。那么，易中天的惊世之语，究竟是实说还是胡说？由于我们讨论的时段还在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之前，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要到考古材料中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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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这件事，得先捋一捋相关的概念。首先，关于“文明”的解说五花八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但说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或形态，而其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应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国家最重要的标识物则是“城市”——尤其是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城。《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就直奔主题，以《国家》为名，其概念是清楚的。争议的关键，是何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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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国家起源问题也不例外。考古学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东亚大陆就展现了这样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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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距今六千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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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它们都属于“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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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