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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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傅斯年从小接受严格家庭教育，是非分明，喜欢帮助他人，从不欺辱弱者。他小时候家境困窘，自己深知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彼时的毛泽东是胡适先生班上的一位旁听生，在北大图书馆兼做助理管理员，收入甚微，生活之艰辛与不易，想来傅斯年深有体会。他们只有在傅斯年前去借书阅览时偶有一见，因为一件借书的小事举手便打，这种事绝非傅斯年饱读诗书之人所能为之。无论是本人的文化、道德修养，还是严格家教养成的行事、做人原则，傅斯年都不可能做出那样低级如街痞一样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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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在延安时曾经与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说起当年在北大时的往事：“那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家伦等，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我这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只能说明当年人们对毛泽东还不了解，而那时的毛泽东也还没有让人们对他特别关注的引人之举。当年那班青年学生无意间的怠慢，毛泽东还是在意了，并且一直没有放下，倘若再有那“一记耳光” ，傅斯年显然不会受邀前往延安，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有那一次窑洞长谈了。至于那段毫无意义的傅打毛的传说，无论出自哪里，显然不是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人物性格。不足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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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节目中再次肯定了中国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总指挥傅斯年，并给予了极高评价。节目深受美国许多来自大陆、台湾学者欢迎，反响热烈。生活在美国的傅斯年嫡亲家族和出生在美国的傅斯年嫡亲80后年轻人深受教育，颇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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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于2014年8月11日正式公布，评委实名投票情况也同时发布。“其中，令人惊讶的是，作家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与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均获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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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说，关于这次鲁奖首次发布评委实名投票情况，得到参选作家的纷纷点赞。作家徐则臣说：“这种方式肯定有利于公平、公正、公开，每个评委要对自己的投票负责，这是明显的进步。”他表示，写作是孤独的事业，得到专家的肯定、呼应，让他感到自己不再孤独。但是，这样的投票结果也引起了一些读者不满。特别是阿来、岳南、笛安等作家的畅销作品，竟然以零票的成绩惨淡落选，招致一些读者的质疑。对此，鲁奖评奖委员会方面并未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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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国维的这些行事都发生在陈寅恪尚在美国留学之时。王陈在清华同事
因为王在1927年自沉昆明湖而不及一年，因此陈寅恪可能所知不详，但是大体上还
是应当有所了解的。事实上，陈寅恪除在王死后两年所作的纪念碑铭中说“先生以
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而外，在王死后不久就作的《挽王静安先生》、《王观
堂先生挽词》二诗中也已表示他是了解王“一死从容殉大伦”的意思的。因此，我
们可以推测陈寅恪一再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师早期三国维，“以
西方思想输入中国”、“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之意，自我作古，替为奴性所
主宰的中国人立一个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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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寅恪本人，据我的同学，陈寅恪晚年弟子刘适（现名石泉，为武汉大学
历史系教授)告诉我，陈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伯严效忠清朝，力主维新而终遭贬
斥，维新事业付之东流，是陈心中永远的伤痛，他对清朝是完全没有孤臣孽子的心
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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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
沛必于是”。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
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
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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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
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
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
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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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它决定了陈寅恪不可能北上。而
在以后留在中山大学的岁月中，他虽然只能凭超常的记忆论证了一番《再生缘》与
陈端生、钱牧斋与柳如是，虽然由于政治环境与生理条件（目盲足膑），远远不能
尽展其才而为中国新史学开宗立派，然而已以其著作，其言论，特别是其品格为中
国文化添上了一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统。其价值将愈后而愈显。